全球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吗?【2011年第36期】

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在国家强化产业政策干预时,又该如何避免计划经济老路?中国已进入战略调整的大时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岳健勇博士的建言是中国应走“浅全球化”。

凤凰周刊: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坚持认为,在国际透明规则下,全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是繁荣之路。

岳:这是拒绝面对现实。自1990年代全球化兴起至今,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从中获益,全球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世界银行和美国的一些经济研究机构把东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解释为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是,你的资源禀赋适合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因此,重工业、化学工业、战略工业、高科技等一概不要发展,尤其不要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一切等有了钱再说。这种似是而非的理念至今还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上被反复灌输。

实际上,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美国,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都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都是通过国家扭曲资源配置,优先发展重要产业来实现技术自立的。

凤凰周刊:中国政府后来提出自主创新,算是对当年入世政策的某种纠正吗?

岳:2005年春,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谈到这样一个情况:国内某部委不久前写了一份重要的分析报告,认为入世三年来,国内产业受到的冲击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当年的媒体披露,国内集成电路的85%、高档数控机床的70%、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与纺织机械的70%依靠进口。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篇文章称,中国产业极度依赖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设计、关键部件以及制造装备”,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外资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中国产业一败涂地。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称中国26个行业已有21个被外资主导,各个行业的前几名全部是外资,中国的品牌几乎全军覆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国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的进口依赖度从2006年的70%降低到30%,建成创新型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恰恰是国际上“中国崛起”甚嚣尘上之时。国内有人提出“和平崛起”,以求得美国的释怀和容纳。国际政治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沾沾自喜,以为中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全球化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此,他们积极酝酿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遗憾的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远非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依然是技术引进。实际上,自主创新对于已经开放的产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产业的市场已经让出,我们已经没有东西来交换技术。自主创新利用了中国入世承诺中的某些灰色地带,提出了当地含量(国产化)要求,但这一要求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尚未开放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和高铁。那么,“自主创新”在这些领域取得的实际成效如何呢?

以风能发电技术为例,当时掌握风能技术的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德国、美国、日本和丹麦等国。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反应各不相同,丹麦公司宁可失去中国市场也不愿向中国转让技术。德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态度相对较为积极,不过,由于风力涡轮机与航空发动机在技术上相通,受到《美国贸易法》的限制,通用电气公司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比它当时已掌握的技术落后了整整两代。即便如此,通用公司依然有三项关键技术不转让给中国:冷却系统、第一排旋转片以及这些旋转片的热保护层。

高铁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撇开高铁建设中的重重黑幕不说,在倾国家之力推动的高铁大跃进中,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始终控制在外资手中,关键部件如轴承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我们真正自主掌握的技术连20%都不到,即便是这部分号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也没有真正过关,这在7.23动车事故中暴露无疑。

因此,在全球化制度框架内推行自主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某些尚未完全开放的领域推行“市场换技术”,这是绝难成功的。然而,国内对于“大国崛起”的种种宣传及其在国民中造成的莫名的欣快感,则给跨国公司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他们大肆渲染,说中国在搞排外的“技术民族主义”。

 

不仅如此,从高铁项目引起的国际纠纷来看,跨国公司对中国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获取技术也极为警觉,它们纷纷游说本国政府,并要求本国政府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协调对华经济外交政策,防止中国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榨取”先进技术。美国国会从去年至今已多次举行听证会,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提出质疑,指责中国推行重商主义,排斥外资,要求本国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构成了中美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内容。在2009至2011年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尽快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协议(GPA)、开放高端制造业(包括放弃当地含量要求等)、开放股指期货等。中国在这些涉及自主发展的关键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换取美国不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极端措施,以稳定出口和就业。

上述承诺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空间将进一步受到压缩。可以想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环境将越来越严酷。美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彻底堵死中国自主发展的空间,把中国锁定在依附发展的道路上。

凤凰周刊: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全球化的陷阱?

岳:非常难!这不单单是因为WTO的一整套规则制定得十分严密,令中国很难有空子可钻,还因为中国的依附发展本身造就了支持全球化的能量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如此,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过去几届政府还从舆论、外交以及国内体制变革等多方面对全球化做了全面肯定,这一切使得改变中国发展路径的成本极其高昂。

当前中国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制度性内需不足不可能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提供动力,而对全球化的迷信和依赖只会令中国深陷全球化陷阱而最终难以自拔。从表面上看,对症下药的解决办法是调整社会政策以缩小两极分化,问题是,在权力的骄横无以复加的今天,如果不能对权力形成制约,调整社会政策恐怕是很难奏效的。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这种认识存在瑕疵,那就是,他们在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时几乎一致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我看来,政治改革仅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或者说它充其量是为中国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条件。

而充分条件是实施“浅度全球化”与内需主导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自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的唯一可行的现代化选择。浅度全球化是相对于目前的过度开放、即“深度全球化”而言,指的是有限开放,有限开放不等于闭关锁国,而是指国家出于自主发展之目的,为本国产业的全面振兴和赶超预留充足的产业政策空间。实际上,令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真正感到不安的,恰恰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毫无疑问,新战略的确立和推行将因既往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彻底脱钩,但中国也将因在关键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部分脱钩”,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付出重大代价。

问题在于,无论是推动政改,还是调整发展战略,都是中国政治家无法回避、迟早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除非中国甘愿永远做一个二流国家。其实,中国的大国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降低风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自主发展,而大国规模本身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领导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好的筹码。另一方面,通过灵活高超的外交,辅之以政治文明的进步所展示出的“软实力”,为中国自主发展争取到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完全可能的。

 

凤凰周刊:今年1月,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期间首次提出中国将于2020年完成工业化,那么工业化具体将如何推进?政策上有哪些应改弦更张?

岳:我不太清楚这个时间表是依据什么做出来的。WTO的一整套规则框架就是排斥发展和阻止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迄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意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修改WTO这些不利于中国赶超的规则,相反,中国比发达国家都更起劲地鼓吹自由贸易,表示要更加彻底地开放经济,尤其是要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甚至还在政府采购这一最后“残留”的产业政策上也屈从于美国的压力。

对此,我们不禁要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的全球化将如何导致中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意味着赶超,在赶超阶段,产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在信贷、税收和政府采购等多方面采取一整套的产业振兴方针,通过扭曲资源配置,促进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的快速成长,实现技术自立。当然,产业政策绝不是单纯的产业保护,它提供保护的前提是本国产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形成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一个“强国家”。

市场统一就是通过对全国范围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是一个地理与人口规模极大的国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国内市场整合好的话,称雄世界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强国家”就是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后发国家在赶超阶段,国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今的工业化大国在其工业化完成之前,都无一例外长期推行了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即ITT政策)。

凤凰周刊: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国家主义,总是联想起贪婪自肥的垄断国企和政治腐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岳:的确,现在很多人一提起国家主义就深恶痛绝,就联想起靠垄断掠夺国民财富的大型国企、“国进民退”,以及因权力不受制约所引起的严重的官场腐败。事实上,这样的国家主义与发展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发展的障碍。

中国目前推行的国家主义典型地体现在中国政府极强的财政汲取能力上,这种汲取能力使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国家(superstate),而不是超级大国(superpower)。但这只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侵犯消费者利益的国家主义,对实现社会公正和促进国民的利益没有丝毫益处,它甚至起不到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所谓的国家主义反映出的恰恰是国家能力的下降,而非相反。

人们经常讲“政令不出中南海”,正说明国家现已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当然,在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主义往往是强有力的,无论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私有化,还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经济自由化。问题是,这是一种最糟糕的国家主义,前者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后者使中国丧失自主发展,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深度依附。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理性地看待国家主义,不能因为上述现象就轻易否定国家主义,因为国家主义可以与多种国家体制和多种经济思潮结合或共存,它既可以与经济民族主义结合,也可以与经济自由主义结合。前者如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以及20世纪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后者如尚未现代化的当今中国。美国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理念,但殊不知,美国就是个“强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强国家”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

因此,对国家主义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看国家的性质,由谁来推行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内涵究竟为何?就发展的本意而言,国家主义能够被用来促进发展的首要前提,毫无疑问,就是要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凤凰周刊》2011年36期 《凤凰周刊》 蓝艺 孙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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