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为收入差距伤脑筋

尽管中国有一大堆现实问题等著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主导的中南海加以决策,但在近期轻重缓急的排列中,自江泽民时代即被社会不断提及却被中央不断搁置的『收入差距问题』终於从边缘提升到了主流,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一关乎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此问题突然受如此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因由。

 

城乡收入差距世界居首

胡温体制形成以来,其『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为政之道,在赢得民心和口碑之後,百姓的期望值亦更水涨船高。人们在潜意识和显评价里,已经把胡温掌舵的中国大船上飘扬的旗帜,定性为『民生』,似乎是继毛、邓、江之後的独树一帜:毛泽东『政治挂帅』,邓小平『经济挂帅』,而胡锦涛则是『民生挂帅』 。

    既然是『民生挂帅』,『百姓事无小事』,那么百姓的所急所苦,就是中央必须加以认真而快速解决的问题。如此想法,已然成为国人的惯性思维,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几乎所有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抱高度期望。从正负两方面来看,这无疑给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当事与当政者以无穷大的推动力及压迫力。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把『收入差距问题』浮上政治局会议的水面之前,不少部署与动作已经展开,诸如免徵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反垄断法》立法、《义务教育法》修订、打压房地产价格、个人税收改革、京沪穗公务员加薪、军人加薪、国家公务员加薪等等,下一步还将有一些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的措施推出,这些措施的共同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

    2000年曾经有过一次城乡居民整体收入的统计,当时的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到居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以上,而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的贫困户的收入只占居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四点五比一扩大到十二点六六比一,那时就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当时,江泽民曾反覆引用过这个数字,可严峻形势却一直未见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不知何故,以後这种统计再未见过。

    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报告说,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辛巴威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前不久,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所办的《学习时报》上,公布了最新的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零点四六,收入分配相当不均。』基尼系数乃国际上用来衡量国民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通常把零点四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显然中国的现状已经超越了『警戒综』,步入危险的境地。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根据『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得出结论,百分之四左右的基尼系数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後者也算上,实际的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从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的国家情况看,显见『基尼系数』的拉高与国家动荡密切关联。更为麻烦的是,国外那些『基尼系数』高企的国家,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拉大了差距。而中国,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普遍性的收入差距拉大,中间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关键是,这一进程目前还在升速。

    无疑,这已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日前,胡锦涛率领中共中央一千人,把党外人士请进中南海座谈,听取他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意见。席间,特别向他们透露,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经过反覆研究,决定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也算是中共中央向这些非共产党派人士正式表个态。

    中共十七大即将於明年召开,触及深层次的攻坚改革,被传为十七大的『主旋律』。百姓看得很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自然成了重中之重,因而在这个时段,中央必须为击打『收入差距』这样的硬石头做些热身准备。

其实,让中南海颇感头疼和伤脑筋的是: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主要是过於注重经济效率造成的,但一些有识之士及社会思潮普遍认为,主因还在於官场腐败和行业垄断,它们才是真正的罪魁。如此说来,这些当然都和政府有著脱不开的干系,尤其要让有著利益关系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切割利益,绝不会是件简单之事。

  百姓视垄断部门为蛇蝎

 在中央和社会都深具影响力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把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框定为: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他指出,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学界在这两年的整体气氛之下得出一个解释——太过重视效率,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过分重视效率,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这个解释是值得怀疑的,腐败和部门垄断才是造成平等受损的主要因素,并进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比之令人失望的愈治愈腐之官场,人们现在把更多愤怒发泄到了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一位经济学者借报刊放话表示,中国改革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在增量改革时期,贫富分化还不是太明显,垄断行业员工多拿点儿工资多分点儿福利,差距表现得不是太明显,公众对分配不公有较大容忍度。可在存量改革阶段,损益划分日渐明显,人人都在与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改革让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让自己与身边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这时候,垄断体制所包含的分配不公,愈来愈明显地凸显出来,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显得愈来愈刺眼。凭什么『垄断行业收入高於其他行业十倍?』『这不是不公是什么?』原先,垄断行业常常披著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垄断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著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愈来愈失去说服力。

    公众看到,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竟然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很大一部分以高层高薪、员工高福利高收入的形式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此时,忍受著垄断行业一次次以『公益』名义涨价的老百姓,如何对垄断还有半点好感和忍耐力?而且,随著这些垄断行业『伪市场化』的推进,垄断对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从用电到用水,从电信到石油,从邮政到航空,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经济生活被垄断的控制,甚至能看到自己腰包的每一分钱是如何通过涨价流到垄断键条中去的——『伪市场化』下垄断愈来愈显化,公众当然难以容忍。

    另外,社会学者杨鹏有一个堪称经典之论:原来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品的匮乏,如今已转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晶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即公共品的匮乏。可公共品供给为何短缺和低效呢?问题正出在垄断身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晶的供给都带著浓厚的垄断色彩,是垄断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甚么贵啊,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於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於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社会已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的共识:让垄断体制支配中国公共品的供给,既无公平更无效率,只有破除垄断,公共品匮乏这个最大的矛盾才会得到解决。

    在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下,『政策性亏损』始终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概念。据观察,凡是敢於『政策性亏损』的,并且说自己『服从国家大局的需要,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企业,都是那些垄断行业里的『狠角色』,诸如石油、粮食、电力、供水、铁路、民航等等。按照常规思维理解,企业亏损受到直接损失的应该是这个企业里的员工,,但在现实中,大家却看到相反的结果。前几天,媒体报道的某亏损的电力企业,抄表工一年收入十万的事例,恰好反映出了在『政策性亏损』的表象下『政策性暴利』的事实。垄断之所以为市场经济所不容,就因为『政策性亏损』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政策性暴利』才是根本的、长远的。

文章摘自《广角镜》2006年8月16日——20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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