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模式的四大系统优势【华尔街日报】

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

第一是中国政府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中国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处理雷曼兄弟公司事件时,即使是在危机形势下,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要直接干预市场也很困难。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而且决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识驱动。一旦做出决定,多年形成的执政党组织机构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施。

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中国政治生态系统中竞争激烈。大多数决策者可能不会直接向选民负责,但他们总是受到上级、同行、下属、竞争对手、知识分子、媒体和许多其他团体的监督。虽然媒体仍被严格控制,但它已能够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舆论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受到官方密切关注。而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系也在努力审查各级政府官员,通常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各级官员的成败。

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是在农村地区开始试验的。其他著名的试验还包括像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市场经济试验造就了今天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

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在政治上,中国的高层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变动周期相对较长。这就减少了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我们经常看到,在短期选举政治的国家做真正的长期决策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中有几个因素降低了重大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我称这些因素为“减震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四个减震器是: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党组织拥有广泛的政治架构。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托的民主选举,虽然保证了理想的过程,但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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