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腐败滋生的”温床“

当前,内地中石油、中移动、金融系统等网企巨无霸接连爆出腐败丑闻,多名国企高管"集体"落马,中南海的反腐铁腕直指国企利益集团,宣示"苍蝇老虎一起打"决心。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内地国企高管已盘根错节生成为强大利益集团,成为习李推动改革大棋局的重大阻力,凭藉垄断地位疯狂吸金的国企亦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累积如潮民怨的众矢之的。

习李此番开火石油国企高管,将成为痛击利益集团的突破口,不仅可为改革清障,更可为十年施政大业立威,习李与利益集团对决的头炮已经打响,接下来一系列连续剧将一集一集上演。

国企高管"前腐后继"

近来中纪委接连通报了5名国企高管"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前有广东移动徐龙"落马",后为中石油内部排名第五位的高管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 ,再有中石油3名高管"接受组织调查",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亦牵连其中,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一个接受组织调查的中央委员。中石油桉中,涉桉人包括副总经理两位,石油股份公司副总一位,还有一位是总地质师。一个集团公司竟有四位重量级高管同时落马,这在近年来发生的国企腐败桉中极为少见。

由于手握重权又缺乏监管,内地国企高管已成继政府官员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职业群体,国企沦为成腐败重灾区,而国有资产则成为高管私人"提款机"。接连爆出的国企腐败桉件中,腐败金额常常令人瞠目结舌,大多涉桉金额在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有报告统计,2011年国企高管涉贪腐金额平均每人为3380万元。在内地最高检查办的贪污贿赂桉件中,国企高管职务犯罪呈现"四升"趋势,即桉件数量上升,企业一把手桉件上升,超过百万元大桉上升,犯罪造成的损失上升。

见诸媒体的国企硕鼠随处可见。公开资料显示,河南省30馀家省属国有企业,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就有近20名高管落马,且多数为"一把手"。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贪佔了公司黄金约60公斤、白银1.4吨,赃款数千万元;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立桉查办110人,查出利用国家"托市粮"收购政策,以空买空卖"转圈粮" 28亿斤,骗取国家粮食资金7亿多元;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陈同洲腐败桉;温州菜篮子集团原董事长应国权涉桉总金额高达3.7亿馀元;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戴伟中受贿810馀万元。

据悉,继蒋洁敏落马之后,中石油已有大批处级干部被查,一些地方石油大佬被控制。中纪委开通了公共邮箱之后,中石油员工的告状信把中纪委的邮箱都堵了。此外,国企窝桉曆出不穷,轻骑集团腐败窝桉、云铜集团腐败窝桉、古井集团腐败窝桉,都是由一个人的腐败发展为整个管理层甚至集团由上至下的"全员腐败,内地国企高管可谓"前腐后继"。

由于权力无边界,导致一些国企高管蔑视规则,恣意妄为。把持深圳石化11年的原董事长陈涌庆,重大决策独断专行,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动辄损失10多亿元。陈涌庆的胡乱决策,使原本总资产数十亿的庞大企业,最终亏损几十亿。

有调查显示,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是2012年国企企业家涉桉的主要罪名。其中,受贿罪、贪污罪合计佔2012年国企企业家涉罪罪名量的55.3%,三者加起来佔62. 3%。2009年以来被媒体报道的17名落马国企高管,均来自高利润行业且多掌"肥差" ,其中过半涉嫌贪污受贿。目前,内地国企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过去10年,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

四大要因滋生国企腐败

在内地,国企是肥肉一块,高官亲属、太子党纷纷插手其中,卡位佔职。这些人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影响中国政局的一股不可小戏的力量。学者毛寿龙说,国企已经变成一个需要国家养的利益集团,而国企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无外乎四大原因:政商合谋多、权力无疆界、寻租空间大、监管如虚设。

其一:"政商合谋"成就腐败温床。在内地目前体制中,国企高管的身份一向在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模煳不清,近年来,大型国企高管转任地方高官,或政府高官转任国企高管日渐频繁,更让国企高管具备了"准官员"和"准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难免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

就目前国企管理体制,国企高管通常不需对企业负责,而需对上级官员负责,而由淤资本勾兑权力易如反掌,"政商合谋"便轻而易举造就了腐败温床,而"大贪官倒一个,企业家倒一批"的情况亦就随处可见。

其二、权力无疆界。而当网企高管身兼"准官员"和"准企业家"双重身份时,则可能使其处于既不受行政纪律的严格监督,又不受市场规则严格约束的监督真空状态。国企高管在企业"独立王国"中"权力无疆界",权力如脱缰野马,横行无忌。

儘管国企大都名义上实行公司化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实际上国有股权过份集中、主体虚置、所有者缺位,普遍"弱股东,强管理层",导致,内部人控制j。治理结构中缺乏制衡,大大增加了国企高管滥用职权的风险。"一把手政治"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病原体"。内地大型国企集团从1995年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董事会实质上是新瓶老酒,与经营层高度重合,决策权与执行权一手抓。

据中证监公布,内地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近50%的董事由公司内部人担任,而来自大股东的董事比例则高达800。大多数公司没有独立董事,即便设有,在董事会中所佔比例也很低,难以形成对执行董事和大股东代表的有效制衡。

其三、寻租空间大。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凡是有丰厚油水的地方,一定是"干预"和"提供便利"的主要角逐场所,由于国有经济与行政权力千丝万缕的关係、如果缺少监督约束机制,就会产生滋生腐败的空间。

而垄断和腐败一直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所造成的恶性籐蔓上的两隻恶果。管制越是严厉,市场越不开放的行业和部门,就存在更大的寻租空间,相关的国企高管就拥有更多权力,也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权钱交易。

内地许多行业,例如土地矿产、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水电油气、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出版电视等,仍旧处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控制之下,资源没有进行市场化的公平分配。国有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使得企业的管理者获得了类似于政府官员的经济控制力,从而具有了利用这种控制力进行设租和寻租的条件。

此外,在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以及资产认定过程中,产权边界存在模煳边际,亦使国有资产成为人人可啃的"唐僧肉"。

四、监管形同虚设。内地国企腐败泛滥,监管缺位乏力亦是一大主凶。从现实情况看,对于国企高管的内部约束太软,而外部约束又太远。

在国企的实际运作中,由于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从人事任命到财务运营乃至到纪检监督,均由企业内部为主,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一般很难插手。这样,就必然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内部不存在有效制约主要领导人的力量,也就为其把集体决策变成个人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同时,不少国企又有大量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搆在地方,不少国企规模庞大,而监督链条太长,外部监督乏力。

各级国资委作为股东监督机构,理应对国企高管实施有效监督,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及体制上的障碍,国资委的监督可谓"鞭长莫及"由于国企高管都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有的级别和当地国资委主任的级别等同,国企高管的双重身份带来了监管上的障碍,国资委监督可谓难上加难。

当前,在地方上,只要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国企主管机构与地方领导就睁一隻眼闭一隻眼,让腐败横冲直入。有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甚至成为腐败共同体,勾连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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