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司法过错追责的困局【2012年第5期】

      余祥林案、赵作海案、河南天价过路费案……

      近年来,连续几起轰动全国、让人瞠目结舌的冤假错案,将大陆司法的公信力推到了悬崖边上,遭致舆论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质疑。

      2011年12月22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重点提到,2012年全国法院系统将建立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惩治和预防司法腐败。

      有受访法官表示,王胜俊此时提出建立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原因在于,面对当下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最高法院并未规定统一的可操作的细则,导致各地对法官的监督手段不一,力度也远远不够。

      “最高法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提上日程,近年来并不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认为,这对于惩治预防法院系统内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但司法系统内部对错案追责制度的可能效果并不乐观。原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钟锦化说,“法院执法过错以及冤假错案现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所谓追究机制,而是司法审判没有真正独立。”法院监察:调查手段不足

      中国大陆对法官最早的错案追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法院监察制度。时,法官除触犯刑律需由检察机关介入以追究刑事责任外,其余追究措施都是由各级人民法院的监察部门进行内部处理。

      法院监察制度在当时可谓顺应时代潮流的新事物。上世纪70年代,为回应民众对法官司法行为进行公开审查的呼声,很多国家设立了惩戒法官的专属机构,如加拿大的司法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议会调查委员会,美国联邦和大多数州成立了司法委员会,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和各州高等法院设立了纪律法庭,法国设立了高等司法委员会。国际通行做法是,针对法官的惩戒机构应是永久性法庭或委员会,其组成应以法官为多数,该机构应独立于行政机关。

      相较而言,中国大陆法院监察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监察部门人员多数由非法官的行政人员组成。惩戒程序上,从受理信访举报、行政领导审判立案、秘密调查、非公开的审理、监察部门决定处分或报请院长批准到提请免职等,完全是行政化的惩戒方式,而无明确的证据规定和切实可行

的证明标准。实际操作中,虽然很多地方法院不再提“错案责任追究”,或者以“两错”(错案责任追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代替,但监督重点仍然在裁判结果—亡,对法官的行为在程序及职业道德上监督不够。

      作为法院的内设机构,法院从自身利益和社会形象考虑,不希望监察部门发挥太大的作用。一位法院系统内人士称,当前法院接受投诉的渠道很多,监察部门每年也都会立很多案,但事实』:,真正被处理的法官极少多位受访法官均表示,在他们任职的法院还从未听说有法官因为执法过错被解职的。

      熟悉司法内情的律师吴以钢披露说,如果一个法院太多法官出问题,自然会对法律界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贻误院领导的政治前途,因此,有的法院会采用内部“劝辞(职)”或“劝退(休)“的暧昧方式处理“问题”法官。

      法院的监察工作沿用了国家行政监察的体制和制度,除被赋予等同于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的有关权力和工作方式、手段外,法院在惩戒工作中并无其他任何调查手段。“大部分对法官的投诉猜测多于真凭实据,难以调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监察部门既有的调查手段也难以查清真

相,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吴以钢说。

      此外,法院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和法官都是同事,顾及人际关系,难免推诿包庇,做和事佬。这也导致惩戒机制难以达致人们的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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