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官本位已成为当下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凤凰周刊今年第五期卷首语,题目是《破除官本位须减政放权》。

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以官位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已经愈演愈烈。官大则身价高,官小则身价低,与官衔不相干的职业和行当,比如寺庙、学校、医院、公园……也要比照“官位”来定位各自价值。于是,出现了科级公园、处级和尚、厅级医院、部级院校……官本位无处不在,甚至制造出不少黑色幽默。例如开会排座次在中国就是一门高深学问,有时参会人员的身份很复杂,除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外,还有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各种行业协会,再加上学者专家、离退老同志等等,弄得会务人员很头痛。报纸、电视也一样,不管新闻价值如何,统统须以官位高低排要目,谁在头版,谁排头条,谁用几号字,电视镜头给多少秒,都有—定之规,一旦搞错,就是天大麻烦。

文章回顾,官本位能在中国源远流长,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有密切关系。1949年后计划经济成为官本位新的社会经济根源,因为经济自由是人格独立的基础,当经济空间被计画体制所捆绑时,中国人不得不回复到对权力的依附和崇拜。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机制的介入,官本位曾一度松动,很多公务员纷纷下海经商。但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风向又开始反转。政府财政收入年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很多企业的收入却不仅没有增长,相对还有下降。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遂致官本位再次抬头,并且走向登峰造极:一个公务员岗位,有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竞争;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在一次省政协座谈会上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来争。

文章指出:官本位已成为当下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因为以官为本,必然以民为末,以民众和公共利益为末,必然损害民众与全社会的利益。越来越高的行政成本,日益凸显的官民矛盾,都显示社会的承受力已然逼近临界点。同时,官本位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背道而驰,与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也极不相容。伴随官本位回潮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是不公平利益分配格局的固化。

文章指出,官本位的实质是官强民弱,结果往往导致官富民贫。官本位的顽固和危害,核心在于行政权力掌控了太多资源,并且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回归集权,比如经济领域里的大国企行业垄断现象。

文章呼吁,要解除社会的重负、破除官本位,必须从“减政放权”入手。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曾留下超越时代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在现代语境下可以理解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众利益最重要,其次是政府利益,各级官员、行政长官排在最后。所以,必须把民间社会的发育放在第一位。

政府应该把民间的还给民间,市场的还给市场,不要管那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应该以法治替代人治,杜绝官本位的生长土壤;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压缩官本位的活动空间;让市场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使大多数人都能生活在权力的笼罩范围之外。

其实,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待遇偏低,政府公务员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职业,只要政府真正“减政放权”,中国离这一天也并不远。从舆论反应看,对官本位由习以为常到公众愤慨,说明民间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只是等待政府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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