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

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意愿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
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而更是对知识界而言。
讨论教育哲学要从教育界的认同和边界开始。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凤凰周刊》2012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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