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死刑犯器官移植疑云

 由于大部分器官来源于死刑犯,中国的器官移植术在国际上广受诟病,多个国际组织将中国列为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某些敌对势力更以“活摘器官”攻圭大陆侵犯人权,使之成为高席敏感的话题禁区。

2012年11月21日,卫生部副部长、著名肝移植专家黄洁夫在广州公开表示,中国正在全面铺开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预计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除了精湛的技术,黄还以为人坦荡、正直敢言享誉内地官场和医学界。12月26日,他再次发声,呼吁高层官员和社会各界捐献器官,称“还依靠死囚,器官移植就是死路一条!”这些“出格”言论,将被官方视为禁区、长期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死囚器官移植,又一次提升到公共话题层面。

据中国卫生部门统计,内地每年约有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由于大部分器官来源于死刑犯,中国的器官移植术在国际上广受诟病,国际移植医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Society--TTS)、世界卫生组织(WTO)都将中国列为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某些敌对势力更以“活摘器官”攻击大陆侵犯人权,灭绝人性。

2005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黄洁夫首次公开向国际社会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此后,官方态度逐渐松动,先是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接着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开始着手建立一套符合普世伦理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器官捐赠系统。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相信中国器官移植会慢慢向透明公开发展。”黄洁夫的朋友、同为著名器官移植专家的夏穗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黄洁夫不仅是卫生部高官,也是个坦诚实在的科学家,他的努力是想使中国的器官供体来源逐渐跟国际接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初衷:利用死刑犯器官支持医学事业

夏穗生系武汉同济医院退休老教授,在内地器官移植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是器官移植界公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50年代末,夏穗生开始从事器官移植研究,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内地社会风气相当浮躁,但他所在的同济医院还是积极鼓励以夏为首的中青年医生研究试验器官移植。“刚开始是在狗身上做临床试验,前后用了130条狗,狗身上的器官移植试验有信心了,才敢于临床应用。”他回忆说,因为当时器官移植技术刚起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又很难接受肝肾移植,活体肝移植很少,大多数的临床试验只能从跟人体器官功能构造相接近的狗等动物身上获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世界器官移植术连获诺奖的鼓励,中国内地开始进行器官移植的人体实验。1972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了首例活体肾脏移植,受者存活1年以上,后因肝炎死亡。5年后,上海瑞金医院林言教授等开展了国内首例肝脏移植,这也是亚洲第一例人体肝脏移植。

但由于设备和免疫抑制的限制,这个时期器官移植效果不是太好,内地有18个单位完成了57例人体异基因肝移植,但八成以上病例死于术后三个月。国内众多移植医生垂头丧气,器官移植医学研究差不多停顿了十多年。

而夏穗生的肝移植手术由于快切快植,出血量少,从来不用转流(所谓转流,就是为了减少肝脏手术时的出血量,暂时通过人工方法,阻断进出肝脏的所有血管),保持了较高的存活率。他的肝移植试验做到第三例时,患者存活期达到264天,创全国纪录,该纪录保存了十多年才被人打破。

其时,夏穗生所在医院器官供体稀少,亲属活体移植更是少之又少,对于有限的社会供体,“做移植前,医院通常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目光投向监狱内的死刑犯,提出了利用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要求,“目的是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

执行了20多年的《暂行规定》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这一《暂行规定》是内地关于尸体和尸体器官利用之最早最重要的权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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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倾向  

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过分单一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供体来源不足不仅是因传统观念所致,更重要的是,尚未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器官捐献的方式和途径。捐献者以及受者的权利和义务,也无法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通过立法,明确了基于自愿准则——分为“明示同意”和“推定同意”,即死者生前表示了捐献意愿,或死后其亲属做出捐献表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4月,河南省濮阳市一中学生张红伟因肾衰竭急需换肾。得知此消息后,濮阳市看守所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在押犯人王某向看守所递交了书面申请,表示希望用自己的一个肾脏挽救张红伟的生命。经医院鉴定,王某基本符合移植条件。然而,就在手术准备就绪之时,医院却意外接获看守所的“叫停”通知——法院怀疑王某捐赠的目的,是为了其在二审中获得减刑。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指出,作为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死刑犯同时面临捐献渠道不通的困惑,这暴露出器官移植领域缺少法规的尴尬。

更让人担心的是,在数量需求增加的同时,尽管器官移植手术技术要求高、难度大,但医院从事器官移植并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也不需要在专业协会备案。器官移植目前在中国若“百舸争流”——可以施行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其中200多家可以进行肝移植。有些设施简陋、只能进行一些基本医疗救治的乡卫生院也跻身其中。相形之下,在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只有约100家医院,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在经济和医疗水平超过内地的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的医院仅各一家。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内三甲医院的评定中,有一定数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成为考核指标之一。于是,一些医院请来其他医院医生在本院完成手术,以求通过评级。

此外,国内并无专门针对器官移植手术的收费指导标准,器官移植手术从几万元到几十万价格不等,其中除了药费、手术费等,还包括供体在保存和运输过程中的费用。业内人士透露,“材料费”是器官移植费用中最混乱的一块,通常包含打通各种渠道获取器官来源的“公关费用”。一些医院有自己的所谓公关人员——或为移植中心医生,或来自医院行政部门——他们最主要的“公关对象”是当地法院。某些医院去异地进行“器官摘取”时甚至会派出一个医疗队,他们的差旅和住宿费用都会进入“材料费”,但真正操作的可能只是一两个人。

器官移植“遍地开花”,直接后果是手术质量难以保证,医疗事故亦有发生。据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介绍,他们经常会收治一些从其他医院转来的病人,普遍情况是移植进体内不久的器官已经失去功能,对此也只有重新进行器官移植。沈中阳指,这些病例中不少都与移植过程中处理不当、操作不规范有关。此类病历占到该中心年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权威部门统计还显示,目前中国肝移植的一年存活率约50%左右,而美国肝移植的一年存活率达到了81%。

此外,由于缺少区域性器官移植登记、分配的协调管理机构,没有器官供受分配的网络体系,器官的获得和分配“各自为政”,既导致了低效,也加剧了分配不公的矛盾。一位器官移植专家透露,对于器官的分配,地方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本地供体只允许提供给本地医院,因此器官供体实际上被各地垄断。而要想跨地域获取器官供体,当地医院成为最重要的“公关对象”。一些医院有器官来源而找不到配型合适的受者,器官被白白浪费;另一些医院却器官来源匮乏。

供体来源不足和浪费加剧了商业化的倾向。同济医院的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介绍,很多晚期病人并不适合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只因具有相当高的支付能力,因此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造成了资源浪费。

黄洁夫指出,“器官移植有成为医院挣钱工具的趋势,这与我国政府正致力于认真研究和逐步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

此次器官移植国际大会上,WHO官员展示了很多发布在网络上、名为“旅游”实为器官移植的非法广告,这些所谓旅游的目的地正是中国。有的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对器官移植公开明码标价,有的甚至在境外设立专门的联络点,这些都引发了各界批评之声。WHO官员诺埃尔警告说,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保护,一些国际犯罪分子正在利用中国进行非法器官移植。

期待器官移植法规

显然,中国出台器官移植法规的出台已经刻不容缓。

1987年,第4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了WHA4013号决议,制定了器官移植的九项指导原则,其中包括捐献器官的自愿原则、器官非商业化原则、捐献器官的公平原则、最小伤害原则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等。此前,一些器官移植大国,如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已先后制定了本国的涉及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

中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也已进行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几起几落。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某种角度而言,器官可称之为一种资源,其有限和稀缺性必然牵动各方利益,其中也包括地方利益。”

很多全国知名的老专家和教授,如裘法祖、吴孟超等,都多次呼吁国家必须尽快出台器官移植领域的相关规定。国内一些大的移植中心的中青年专家也多方努力,力促国家完善管理,使得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能真正走向世界。

据透露,医院的准入原则将在即将出台的条例中予以明确:实施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应符合卫生部规定条件,并取得相关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针对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卫生部将制定具体的准入标准。

根据新条例,进行肾、肝和心移植的医院,原则上必须是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业内预计,仅从事肾移植的医疗机构将缩减至少一半。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肝移植,准入原则要求医疗机构年行肝切除数不少于50例;要有合格的专家队伍;如果实施活体部分肝脏移植,必须开展尸体肝脏移植三年以上,累积移植数达100例,且移植病人一年存活率在90%以上。此外,必须切实保证活体供器官者的安全。

同时,卫生部还将与国家物价部门就器官移植的收费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力求通过有效监督、合理定价,杜绝器官移植中的牟利驱动。据悉,有关定价标准将由物价部门来拟定,并考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同情况。

此外,卫生部正在考虑借鉴国际上多个发达国际的经验,由卫生行政当局负责成立一家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管理协调的机构——器官移植委员会。该机构由卫生部牵头,主要涉及医政司、法规司、国际合作司以及科教司,其成员还包括器官移植专家、伦理学专家以及地方监管部门人员等。机构将负责人体器官移植捐献以及申请的登记和变更、人体器官移植的信息存档和维护等。器官移植委员会将在各省卫生局成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形成网络,并由这些分支机构实现器官移植的监督和管理。

据介绍,作为器官移植大国,美国卫生部门为器官移植的数据记录成立了专门的非盈利性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UNOS主席弗朗西斯戴尔莫尼克(Francis Delmonico)告诉《财经》,该网络记录了全美所有器官移植手术情况,数据全部在网络上公开。此外,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 Network,OPTN)负责记录器官获取的情况。

同时,一些专家期待,卫生部有关条例出台后,在刑法上能够加强对器官移植中的违法行为的惩处。无论如何,高速发展了十几年的中国器官移植领域,迫切需要尽快告别“缺规少矩”。这将是作为医学尖端成果的器官移植能够造福更多人的保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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