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贸易 内地商人时代的终结

“你可以跟朝鲜做贸易,但最好别去投资。”这在丹东的边贸商人圈子里早已成为共识。这个圈子里,除了中国投资者讨债无路甚至被扫地出门的诸多传言外,朝鲜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动、朝鲜半岛风云莫测的时局,始终是他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黄金时代

从佳地广场上放眼望去,对岸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但这栋写字楼几乎完全被从事货物贸易的中国公司占据,电梯里的广告上印着这些公司的销售范围,从重型卡车、钢材、化肥到家用电器、服装鞋帽、日杂百货。而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丹东领事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楼的21层里。

过去二十年里,这类中国公司组织的各种物资川流不息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在新义州短暂停留后,被运往嗷嗷待哺的朝鲜各地。作为回报,中国公司从朝鲜换回美元,或者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之类的货物。

作为多年的商业伙伴,赵启明、李兴泰都已年过50。一身的名牌服装和闪亮的劳力士手表显示,在过去20年的对朝贸易中,他们都收获颇丰。

1993年,这对朋友一同成为了最早一批中朝边贸商人。在此之前,李兴泰曾在辽宁省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工作过多年,早年与朝鲜相关部门的接触,为他此后下海从事对朝贸易搭建起了诸多人脉。正是在他的指点下,赵启明也踏入了刚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对外贸易领域。

“差不多有六七年时间,闭着眼睛都能挣大钱。”李兴泰这样形容早期中朝贸易的状况。他有众多引以为豪的贸易案例,比如,1993年,他曾经向朝鲜销售过数十万件国内积压的衬衫,“每件的采购价是一元人民币,销售价是两美金”。

在对华贸易的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朝鲜极度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代表政府的朝鲜贸易商社按照国家下达的采购指标和价钱,直接向中国贸易商发订单。朝鲜至今没有民间商业机构,所有商业行为都被大大小小的国营贸易商社掌控。

在李兴泰眼里,早期利用朝鲜信息极度闭塞和中国商品价廉量大的特点,对朝贸易的利润远比中国商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挣到的都要多。“他们那时甚至不懂得询价采购。”李兴泰说。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1998年。这一年,李兴泰向朝鲜出口了一批中国产解放牌载重卡车,“6000美元一台,我能挣到1200美元”。

除了高额利润,朝鲜对外贸易的某些方式也令赵启明瞠目结舌。在他印象中,自1994年朝鲜爆发持续多年的粮荒后,其商社曾将国内大量保修良好的机械设备以废钢形式销往中国,以此换取生活物资。

这种被赵启明称为“卖血换命”的贸易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在朝鲜不少生产企业陷于瘫痪困境后,才被朝鲜政府禁止。

在丹东的中国边境商圈里,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朝鲜有关的话题是一种禁忌。除了防范泄露商业机密外,商人们更担心的是“惹上麻烦”。一个未经证实但在丹东商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地某公司老板在饭店里跟朋友喝酒时,聊了些自己赴朝旅游时的见闻,没多久这位老板便被朝鲜列入了禁止入境名单。后来有人向这位老板透露了原因:他那天在酒桌上“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这些话被一旁的朝鲜人听到了。

中国驻朝大使馆披露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朝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有近9亿美元。但受此后朝鲜经济困难影响,两国贸易持续下滑,到1999年一度降到3.7亿美元的谷底。

不过那些在朝鲜政府内部“有关系”的中国贸易商,也能在惨淡的市场里获得收益。李兴泰多年游刃于朝鲜政商两界,早已熟知怎样从中谋利。“那边是计划经济体制,凡事领导说了算。”他说。依靠双方心照不宣的“互惠互利”,频繁前往朝鲜的他总能成为对方的座上宾。他结交的朝方高官中,甚至有人民军的高级将领。

十多年前,李兴泰与人合伙在朝鲜投资开设了一间生产润滑油的工厂。李兴泰称,工厂占地两万平方米,“朝鲜电视台还专门播出过工厂开业的新闻”。

而赵启明的生意也稳步推进。在国内搭建起齐全的采购体系后,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几乎能提供朝鲜所需的小至苹果,大至卡车之类的所有物资。对他而言,工作的内容很简单:争取朝鲜商社的订单,指派业务员以低价在全中国采购相应物资,然后出口。一车车的货物运出去,换回的是大把的美元或者一堆堆的矿产品。

在朝鲜这片神秘的国度里,李兴泰、赵启明成为最早一批成功的掘金者。类似他们的商人的成功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在朝鲜经济走出泥潭后吸引来更多的中国商人。

“进入21世纪,随着朝经济逐渐复苏,双边贸易快速回升。”中国驻朝大使馆这样评价新时期的两国贸易变化。经过1999年的贸易低谷,中朝间双边贸易额在此后十年中翻了近十倍。至201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已超过59亿美元,其中朝鲜进口额超过34亿美元。

丹东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丹东市的各类外贸公司、边贸公司、自营权生产企业已多达2000多家,其中对朝边境小额贸易企业有500多家。而双边贸易也在早期的易货、现汇贸易中新增了加工、转口等多种形式。

暴利时代终结

在丹东街头,随便找个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打听,对方总有曾经或正在跟朝鲜做生意的亲戚朋友。在当地人眼里,这一度是为数不多的发家致富门路。

距离丹东市区20分钟车程的五龙背镇里,住着一位名叫赵永建的失意者。赵永建年近60,能说流利的朝鲜话。只有在喝下几口烈酒后,这名朝鲜族老人才会向外人提及自己在朝鲜的往昔岁月。那是一段曾经志得意满,但最终又梦想破灭的异乡之旅。

大约十五年前,利用自己有多位亲戚是朝鲜人的关系,赵永建开始跑起了边贸。与李兴泰、赵启明不同的是,他在早期一度扮演着类似朝鲜矿产经销商的角色——朝鲜商社将一车车铜矿粉、铁矿粉乃至稀有金属钼等矿产品拉到丹东,赵永建将其转手卖给国内客商后,留下自己约20%的提成,剩余货款支付给对方。

除了矿产品,赵永建也尝试过发掘别的商业机会。例如,他曾与朝鲜商社合作从事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朝方负责将从欧美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冶炼,他负责将冶炼出的金属在中国销售。与做矿产品销售一样,这个新业务也没有风险——因为“有熟人”,他甚至不需要投入资金。

在赵永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打点”朝鲜商社社长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经常长时间呆在朝鲜,隔三岔五地宴请合作者吃饭喝酒。他说自己在那个时期“钱挣老了”。东北话里,这指挣了大钱的意思。

但像所有国家一样,即便是朝鲜,这里的市场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李兴泰印象中,2004年左右,随着大量中国商人的涌现,朝鲜商社也纷纷派出代表在中朝间频繁往返,甚至有些人常驻丹东。这类能说流利普通话的代表现在在丹东市里不时可见,他们大多肤色暗黄、穿着色彩灰暗的服装,不少人胸前还别着朝鲜领导人的徽章。

除了中国商人,外界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一群体——他们只谈论生意,除此之外的话题一概回避。他们有灵活的商业意识,但对于不相干的人,则永远保持着不失礼貌的距离。

丹东一间名叫“平壤松涛园”的饭店里经常能见到这类代表。这间朝鲜人开的餐馆地处丹东对朝贸易的最前沿滨江路上。

餐馆墙上悬挂着几幅色彩斑斓但略显清冷的风景画,电视里始终播放着朝鲜人民军的军事演习、工业建设取得成就之类的节目。在夜幕里霓虹闪烁的滨江路上,这间餐馆临街的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

3月26日夜里,一位穿着土黄色大衣,戴着茶色眼镜的朝鲜代表走进餐馆,他点了一道菜和一瓶鸭绿江牌啤酒。当电视上出现朝鲜领导人讲话的镜头时,他有时会放下碗筷,走到电视前神情专注地观看一阵。

在中国商人眼里,这位安静的代表却是可怕的对手。

“通过实地考察和互联网,他们很快就把中国市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李兴泰说,这些代表与“最擅长价格战的中国人”会合后,彻底终结了中朝贸易以往的暴利时代。

赵启明举出了这样的例子:现在他卖出一辆价值39000美元的中国重汽卡车,利润只有150美元,而一条轮胎的利润已经不到一美元。“他们对中国商品的采购价格比我还清楚,甚至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的部分都计算在内。”赵启明叹着气说,过去几年中,他是“靠走量才活了下来”。

在赵启明那隔成十多个办公桌的公司里,一半的桌面上空无一物。那是他的公司最近几年难于扩张的见证。

2007年,赵永建的生意也结束了。在这之前,曾经相处融洽的商社已经很少向他发货。赵永建认为对方是想把更多的利润收归己有。此后,他曾经尝试过与人合作在朝鲜修建批发市场,还曾经投资数十万元尝试在朝鲜开采铜矿,但最终无一成功。

对于事业的挫败,赵永建认为没有好的合伙人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带去朝鲜跟商社谈合作的人总是“不靠谱,老想着忽悠朝鲜人”,这令对方十分不满。

赵永建有些愤懑地称,早期曾有不守诚信的中国商人利用朝鲜人缺乏贸易经验的特点,拿到货后就一走了之。“九十年代,有四个朝鲜人为此被枪毙了。”他伸出四根指头说道。

但并非只有中国商人不守信。新华网2001年5月22日曾转载过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朝鲜市场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债务现象严重,自1992年至1996年上半年累计欠款达2.3亿美元左右。

赵永建认为,由于以往纠纷几乎都无法得到仲裁,使得中朝商人陷入了彼此戒备状态。

除了合伙人,赵永建认为缺少资金是自己的最大障碍。“谁能带来更大利润,朝鲜人就跟谁合作。”这名生意场上的失败者承认,在朝鲜商社彻底终止与他的合作前,他在对方心目中已沦为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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