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禽流感恐慌再检讨

H7N9禽流感是最近的一个焦点话题,人们在对它表示关注的同时,也对这种传染病是否会发展壮大感到担忧,甚至有一种恐慌,觉得H7N9会变成下一个SARS。那么,H7N9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必要对它感到恐慌?防疫部门又是怎样应对它的?有没有再像十年前那样出现瞒报的做法?政府在及时公开并应对疫情方面又有哪些做得还不够到位?凤凰周刊鲜时事对此做了题为《如何面对H7N9:禽流感恐慌再检讨》的报道。

援引路透社:

内地H7N9禽流感病例增至7宗,今次禽流感源头未确定,是否出现人传人情况也待厘清,所以,疫情的发展和演变尚待观察。内地要以开放和高透明度处理疫情,及时全面地发布相关资料,让各方因应。港府要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疫情,启动防疫机制,防范H7N9禽流感来袭。


被放大的不信任:焦点访谈和猪

3月9日,网友“small--疯子”在微博上称:“呼吁,我认识的人及认识我的人,近期尽量别去杭州游玩,我们这一对25岁的小夫妻年初九去杭州游玩回来后高烧不退。男3月7日死在医院,连尸体都不准拿回家,女还在医院命不久矣,2岁的小孩在五院。全家希望渺茫,祈祷医生赶快查出病因,救救那可怜的娃吧。”

这条微博虽然被转发近两万次,但大多数网友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甚至很有一些对其加以嘲笑者。然而,3月28日的央视焦点访谈制作了一期叫做《恐怖的流言》的节目,极其认真地对这条微博进行了辟谣。

记者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确实找到了这对小夫妻,丈夫也确实于3月7日抢救无效死亡,但死因是本来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又感染了病毒性肺炎,传染性并不是很强。而妻子和孩子则恢复良好,孩子已经出院。在辟谣之后,节目还透露,杭州市公安部门对发帖人张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节目播出后两天,卫计委便通报了H7N9疫情的存在。央视时间凑巧的反谣言节目反而成了发酵民众怀疑心态的催化剂,节目中的医院刚好也是“市五院”,这也使人们容易把两起不相干的事件混为一谈。最重要的则是节目中透露出的拘留发帖人,查处网络谣言并抓捕发帖者这种做法本身就极富争议,与H7N9的撞车更激化了人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与H7N9疫情有可能存在联系的“黄浦江漂猪”也加重了人们的猜测。

对死猪进行采样检查确实有一定必要,但它的操作则相对简单。

流感病毒与细胞表面的唾液酸受体的结合存在特异性,禽体内存在的是α-2,3-唾液酸受体,而人体内则是α-2,6-唾液酸受体,猪却同时拥有这两种受体。再加上猪感染流感后通常症状较轻,是流感病毒天然的储存宿主。科学家一直因此广泛持有一个假设:人群中的流感病毒与禽类的流感病毒共同感染猪,在猪体内完成基因重组,最终形成可以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

要在单次事件中验证这种假设是很容易的,4月1日,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对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抽检的34份留存样品,进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检测,未发现禽流感病毒。

官方电视节目“辟谣”的快速与卫生部门发布真相的迟缓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意义不大的争论转移了大量的注意力,以至于反而很少有人细究政府对疫情的应急反应水平,尽管这次疫情中的政府表现还远远称不上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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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拿来主义”

2003SARS危机之后的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开始对公共卫生应急机制进行改革。20035月,在疫情还未结束之时便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又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不仅建立了新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制度,一个新的传染病监测体系也被建立起来。

虽然中国疾控中心并非是在SARS之后才出现的,但它被公认为在SARS后受到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并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补充,得以鸟枪换炮。在以国家疾控中心为核心构建传染病监测体系时,中国没少向美国学习,世界卫生组织也在这方面提供了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借鉴了一套法定的传染病监控预警机制。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确定的传染病已达38种之多,分为甲、乙、丙三个不同等级的类别,其中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被分为乙类,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然而,美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并非以国人熟知的CDC(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为单一中心。与之平行的,还有卫生资源和服务部(与CDC同样隶属卫生部)下属的“医院应急准备系统”负责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以及隶属于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城市医疗应对系统(MMRS),负责地方的警察、消防、防疫、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之间的协作与互动,确保城市在一起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最初48小时之内做到事态可控。

需要强调的是,这套体系里作出主要决策的仍然是联邦制下的州权,州卫生当局从当地医院得到疫情通报后,与地方安全机构互动即可由后者在需要时发布紧急状态通知。如果不是需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执行,那么州立法机构即可通过隔离法案并由州卫生当局执行。整个过程中联邦机构一般只负责协调、协助,并不拍板,地方实验室与CDC的病毒诊断也可以平行进行,从而尽快得出结论,及早控制疫情。

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并没有将太多权力授予地方,相反,无论是应急条例还是传染病防治法,体现的都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管的思想。有权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的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省一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公布其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则需要中央授权。与之相对的,地方行政机构倒是有权在向上级汇报的前提下自行采取隔离措施,但仅限于“已经发生的甲类传染病”疫情,换言之,仍需要在中央进行信息发布之后。

如前文所述,若上海市卫生部门有权自行公布传染病疫情,或是国家疾控中心的检测可与地方平行进行的话,那么H7N9疫情最迟在320日即可公开,而不是330日。少了这关键的10天,不要说防疫机制更早启动,就是谣言也会失去大部分传播动力。

上海市相关部门的检测工作也不是无可指摘的。有大陆媒体就38日辟谣消息里所称的“人感染禽流感”向上海市五院询问是否为误诊,得到的回答是“李某并未感染作为法定传染病疫情的甲型H1N1流感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的确,原卫生部认定的法定传染病不可能包括新出现的H7N9,但如前文所述,人感染的H7类禽流感病毒早在2003年便被报道了,只不过没在国内出现过而已。

在检测流感病毒时,多检测一种H7类病毒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根据农业行业标准NY-T 772-2004《禽流感病毒RT-PCR试验方法》,在判定禽流感病毒阳性后,分别用H5H7H9亚型的引物即可判别病毒血凝素的抗原性。而上海市检测部门一开始只是关注了法定传染病的判别便发布了辟谣信息。

遗憾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之前出现的质疑者,基本上都带有首先怀疑地方政府的倾向,这种思维给出的解决方案总是由中央收走地方政府手里的权限。它不仅与在美国得到实践印证的先进经验背道而驰,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要指责地方政府延迟公布疫情和对疫情反应迟缓,怎么能诉求于中央把地方管起来,平白增加其中的行政流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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