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间智库现状调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条著名的K街,这条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云集了大批的民间智库、游说公司以及公益研究组织。民间智库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上至总统、议会,下至普通公司,很多决策都靠来自这条街的研究成果支撑。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转变而产生的巨大需求,也给民间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决策的重要渠道,民间智库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仍然面临资金、人才、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困难,但是发展的动力仍然大于阻力。

最新出版的《凤凰周刊》2013年第12期将为您带来《大陆民间智库现状调查》的特别报道,展示民间智库的徘徊与前进,成就与担忧。

历史报道:不确定的未来

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号称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亮相。这被盛洪认为是 “政府可能会走向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大空间的方向”。盛洪希望,如果消除了NGO和民间智库的进入障碍,并给予制度环境上的配套,(民间智库)自然会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出现奇迹。

但郭玉闪的体验却完全不同。这段时间,他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先后遭遇了工商、民政、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的检查。而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郭玉闪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公盟被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以偷逃税收为名行政处罚142万元。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10月由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和著名民权律师张星水先生发起成立的 “阳光宪政”,2005年6月后,改为“公盟”,并在工商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这也是一个半智库化的民间机构。

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遭遇这样的“罪名”,并非郭玉闪他们所想的。当然,这也只是困境的一部分。

一方面,民间智库害怕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又期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能带来社会资金的注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由于民营研究机构身受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

而且,民间机构调研报告的发表途径也很有限。大多数调研报告都是以电子版本在网上供免费下载,或者是自己印刷一定数量的册子供内部交流。郭玉闪说,他最近将完成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但他担心,这个报告不会有发表的空间。

而体制之外,对于民间智库自身而言,如何更专业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郭玉闪说第一代的民间智库沿袭了一些体制内研究机构的陋习,更浮躁。而他希望自己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能出来几个在各自领域出色的年轻研究者,并把这种工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全球智库峰会7月初在北京举行,发起这一次峰会的是称为顶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的研究机构,刚于今年3月成立,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库。峰会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智库热,但同时舆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就接连发表文章“让中国智库摆脱吃人嘴软”、“中国需要更多独立智库”、“中国顶级智库的隐忧”等文章,认为中国智库的数量虽然众多,但是由于体制环境、资金和评价体系,以及公信力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显有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难以与西方顶级智库对话。

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以作为官方智库的补充,民间智库提供的另类视野,保证了公关决策的多元性,不过与发展民间智库相比,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独立智库。因为假如民间智库受控于钱的话,为了生存它可能会和官办智库一样丧失独立性。

实际上,中国民间智库从上个世界9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但十几年来一直步履维艰,没有形成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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