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农二代”就业状况调查

“农二代”们向往城市的生活状态,希望融入城市,站住脚,安家落户,但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社会资源层面分析,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向城市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迈入城市化的快车道,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据统计,至2011年初中国农村实际务农人员仅约1亿人,一部分农民以个体户等身份从事非务农事业,剩下很大一部分则以“农二代”的身份,作为城市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遍布在各个领域。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赚钱的目的是回老家盖房子;“农二代”却以城市为参照物,赚钱后的目的不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城中的“农二代”,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或因为家境殷实(如父辈为成功创业的农民),或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通过个人努力,脱离了农村,由“农民的儿子”成功变身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中坚力量,典型案例如潘石屹、任正非等人;第二类,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或就业状况不理想,或处在半失业甚至失业状态,虽然状况比农民工好一些,但是无法在城市中很好地立足,同时又不想回乡务农,如蜗居在北上广的不少蚁族;第三类,仅完成甚至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便进城打工,从事着不少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如建筑工人、工厂底层工人、服务行业杂工等等,被统称为农民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第二类和第三类“农二代”,总是因为“人穷志短”,遭遇着各种冷落和漠视。因为不稳定、不长久、身份缺失,很多人迷失在城市梦中……

无根的“农二代”

“农二代”没有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流转及规模经营以来,没有土地的“农二代”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无论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他们都正当盛年,而中国社会仍处在转型期,贫富差距悬殊,信息时代的来临让他们看过了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继续在地上爬,于是他们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度日,大多数人都为着利益的最大化奔向了城镇,急于寻找机会和出路。

“农二代”们向往城市的生活状态,希望融入城市,站住脚,安家落户,但从文化层面或从社会资源层面分析,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向城市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杨锦麟就曾经评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困难,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农二代”在经历什么?

程即来,男,24岁,家在陕西省镇安县张家乡营胜村,现就读于西安某专科学校,图片故事《看着父亲离世》当事人……

戴翠芬,女,21岁,初中毕业,家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一个不知名的贫穷村庄,16岁离开老家投奔在浙江成家的姐姐,之后做过电子厂装配工、玩具厂缝纫工、化学厂操作工等等,现职为浙江温州市纺织厂车工……

吴明,男,18岁,家在福建周宁县某村,15岁辍学后在家中游荡了2年多,去年跟随父母至南京打工,一开始在火锅店当服务员,现在一家小理发店做洗头小弟……

以上人名与信息,来自记者的采访名单。

他们是典型的“农二代”:生在农村,成年后由于就学、工作等原因,活动范围集中在城镇;他们不同于父辈,虽同为农民,但没有了土地,其中有个别人甚至五谷不分。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不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远离了父辈的农村文化,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他们全部不会干农活,自认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除仍在校园内的程即来外,另外两人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进城务工,全都多次更换工作,无论是工作、爱情、友情,他们皆拼命追寻,企求在陌生的城市中拥有一片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果。在城中的日子,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但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还在向前走……

“农二代”大学生面临的难题

营胜村属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张家乡辖下,它距离商洛市区200多公里,驾车的最短路程也要两个半小时左右。平日,营胜村的村民们进城都要在村边的乡路上三五成群地等乡村巴士。心理上的距离更远,以致平日里上城的村民偶遇其他村民,言谈之间就往往像是要远赴异乡。一个问:“上哪去?”另一个就答:“上商洛。”好像营胜村就不是商洛市管辖似的。

从本村一路驱车通往市区,在沿途的你可以同时看到中国城市化给农村和城市带来的极端差距。营胜村中,农地冷清,村落中鲜有光鲜亮丽的屋子,仅有的几个小工厂,破败的厂房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既缺少投资又缺少利润。而市区中的景象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随处可见的规划公示图,一个个正在崛起建设的工地,彰显着地方政府炽热的建设欲望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同在商洛,但市区与本村的差距,犹如世界的两极,200多公里的路程从寒冬直通盛夏。说起来,即便是在最新版的商洛市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营胜村这个穷乡僻壤的身影,因为渺小的它并未被容纳到整张大图里。

程即来的家就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去年12月,父亲程仪兴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这一消息对整个程家犹如惊天霹雳。56岁的程仪兴早年丧妻,靠着那双干农活的手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眼看着两个女儿嫁人了,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他和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女人组建了新家庭。不料,正在崭新的生活近在眼前之时,病魔却要夺走他的生命。

2012年3月27日,这位苦难了一辈子的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盖厨房还欠别人6000元,俺娃一定要还,一定要照顾好你妈(继母),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程仪兴留给程即来最后的遗言。

父亲的突然离世,给程即来留下的是3万多元的债务,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照顾父亲的那段时间,他还落下了近3个月的功课,也没赶上计算机等级考试。目前,他正在奋力追赶之前落下的功课,同时还要勤工俭学,为自己积攒学费、偿还债务。大学,是这个从贫困农村出来的青年圆城市梦的唯一方法。

“毕业后,你会回家乡还是留在城里?”

“我想还是会留在城里。”

“为什么呢?”

“城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公共资源……”

“为了留在城里,你甘愿付出什么代价呢?”

“我的青春。”

“明年就要毕业了,你有把握吗?”

“毕业后工作就是难题。”

这是记者与程即来的对话选摘。在和记者的几次沟通中,这个外表瘦弱内心却比同龄人强大的年轻人,屡次重复“毕业后工作就是难题”这句话。在这些语言的背后,记者看到的是他对城市生活的无限憧憬,前途未卜的一丝不安,以及为未来和理想搏动的心脏。

无论是他的父亲程仪兴所代表的“农一代”,还是他所代表的“农二代”,虽然从土地情结跨越到了城市情结,但是他们所共有的是本能地对于自己生命的尊重。他们努力让自己活着,活得更好。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对于生命的尊重依然在两代人之间延续着。为了这,“农一代”任劳任怨地在土地里耕耘了一辈子,“农二代”心甘情愿地在城市中燃烧自己的青春。

纺织厂打工妹的高富帅梦想

每周一天的假期,戴翠芬都喜欢往城里跑,逛街、追星,用自己的苹果手机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不忘随时随地上传微博,尽管那个手机是她花1500块钱买的山寨货。

她所在的浙江温州市,有数不胜数的大小工厂,是中国农民工集聚地之一,每年众多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个弹丸之地。“大量招男女普工”的标语满大街都是,对于刚来从农村来城市掘金的年轻人来说,是希望之光。

从16岁投奔在浙江成家的姐姐、姐夫以来,戴翠芬已经不记得自己换了多少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姐夫帮忙介绍的电子厂,那时候我刚来这里,看到什么厂就进什么厂,根本不具备选择能力”。

工作了半年后,戴翠芬遇到了第一个颇有好感的男孩,巧合的是两人还是老乡,“不过工厂的组长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一旦恋爱就会影响工作效率,居然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走得很近,本来我们在一条生产线,最后因为这种莫名奇妙的理由被分开了”。年轻气盛的她一时逆反心理作祟,便辞了那份工作。

之后她在餐厅端过盘子,做过街边服装店的营业员,还想过跟姐姐姐夫借钱自己开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作罢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份工作都做不长,总觉得这种生活跟我想的不一样!”但当记者问起她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时,她自己也回答不出来。

戴翠芬的家乡近几年因缺水逐渐受到了关注,但现在的她对那里完全没有眷恋。已故的父亲和健在的母亲一辈子务农,从来没有走出过红河市。目前60多岁的母亲名义上跟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其实哥哥嫂子也在县里打工,我妈妈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帮他们照顾4岁的孩子。”而戴翠芬姐妹俩,一两年才回去一次,在老家呆的时间也不超过10天。

她目前的工作,每月工资底薪1500元+打分提成,分早中晚班,每隔3天轮换一次。早班早晨7:30起床洗脸刷牙,吃过早餐到工厂刚好8点半,拿着工作证刷卡进车间。待组长分配任务后,开始一天的“拉布”工作,晚上5点半下班,中午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食堂吃饭是免费的,不过菜多肉少。”按照工厂规定,中班时间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11点半,夜班则是从晚上10点半到早上7点半,有的时候需要加班,加班费5元/小时,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

21岁的戴翠芬至今没有谈过正式的恋爱,对于爱情的了解皆来自言情小说和偶像剧集,“我很喜欢《城市猎人》的男主角,也很喜欢吴尊,不过最喜欢的还是《一帘幽梦》里的费云帆,如果能够和那样的男人结婚就好了!”

洗头小弟的迷茫人生

在南京鼓楼区西桥老街边上的一个不大的理发店里,吴明热火朝天地跟理发店里的女客人套路式地聊着天。身形瘦小的他,穿着紧身牛仔裤,一头精心打理过的黄色的偏分发型,是南京发廊小弟的标致装扮。操着带点南京腔的普通话,跟客人熟练的寒暄,并时不时地推销着店里的新美发套餐。

吴明的老家在福建周宁县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上世纪末,父母外出打工,还在上学的吴明就肆无忌惮了。与村子里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初中没有念完就辍学了,那一年他15岁。在村里闲荡了2年多后,来南京跟爸妈一起过上了打工的日子。

父母没念过什么书,竞争残酷的城市中,只能早出晚归卖早点和煎饼来维持生计。闲惯了的吴明吃不来那苦,父母就托老乡在一家连锁火锅店里给他找了份端盘子的工作。一边感受着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一边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吴明每天按部就班地在火锅店里往复于大堂与厨房间。直到他将一锅热汤撒到了一个吃饭的男人身上,这种往复的日子也就在老板的拳脚相加中结束了。再后来,吴明再次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

3个月前,朋友介绍他来这家洗头店做学徒工。最初的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不羁,为形形色色的客人洗头吹风,他还有些别扭。每天为客人洗头洗到手肿,还要有眼力地帮理发师递随手用的工具。

不过这次的他好像成熟了一些,起码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了。店里正式的理发师,月薪都能有三四千块,作为学徒的吴明,每个月只能勉强保持在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我现在拿一千多,店里还包我吃饭,比我以前在火锅店里打工还轻松。”

和吴明聊天感觉他天马行空什么都说,但问起将来想怎么样,他总是有些烦躁地以“就这样混混呗”来结束这个话题。但有一点他说,不愿再回老家了,想把爷爷奶奶也接到城里来,不说什么时候,也说不准什么时候。

“农二代”的出路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输出了亿万廉价劳动力,贡献了大量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付出,就没有如今如火如荼的中国城市化。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多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二代”多数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成长环境比父母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越发地根深蒂固,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渐严重。而“农二代”的尴尬地位、处境和心理,不仅影响着其自身,还影响着他们的家庭,从长远看,更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也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盗窃、暴力犯罪等)。

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农二代”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没人愿意种田,在不久的将来,谁来供应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粮食?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shehui/2181.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