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移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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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约有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在“超高净值”(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士中,这个比例更是高达70%。

可考虑移民的不仅仅是富人阶层。在时下中国,移民或移居,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热门话题。有这么一批小中产阶级,拿不出大笔的钱来投资移民,但会采用低成本的方式,完成移居他国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这势头早已开始,而且正愈演愈烈。

移居,换一种生活方式

“身边好多朋友都在办这个。”目前生活在天津的年轻独立画家陈曦说。移民或移居,对于他所在圈子的艺术家而言,并不是件难事,他的很多朋友通过“杰出人才”移民政策去了美国,而他的心思是要去荷兰。

2009年,他第一次去荷兰办展,不过短短十天,荷兰已让他惊艳。一路有画廊的朋友接待,朋友带他去拜访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大收藏家,对方的家在一个与法国和比利时接壤的小镇,小镇建在一个又一个环海山坡上,驱车前行,只见满眼的绿,以及山坡间奔跑的小鹿。这个小镇住着包括大收藏家在内的11户人家,每家拥有一艘帆船,家家户户面朝大海。

借着办展,他沿着荷兰海岸线走了一遭,以及去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艺术博物馆。整个荷兰艺术气息的浓厚,和海岸线之内的这块小小陆地上氤氲着的幸福感,都让陈曦着迷。

他和妻子每年都会计划游走一到两个国家。随着走得地方越来越多,离开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每个人每天顶着一头乌云出现在各个角落。每天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各种压力,还有各种不便宜。”他这样比喻国内的生活状态。

他记得,在一个很穷的国家的马路上拍张照片,行驶中的车辆会停下来,冲他微笑示意请他先拍完,而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一次在维也纳,晚上一辆车也没有,一个小伙子仍然颇有规则意识地站在交通灯下,安静地等绿灯。

而国内的状况呢?没人能耐心去等待,只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占领先机。在北京打车时,出租车司机跟他念叨孩子所在的小学流行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物——那位一脸苦水的出租车司机说,经常有家长会送老师人手一件爱马仕,而他只能过年给包2000块红包,这有点没面子。

那种纠结、压抑的气氛,你再特例独行都会受影响。陈曦说。移居吧,去荷兰!这念头持续在脑海里晃荡了一年后,他们两口子和另外一对夫妻达成了一起行动的意向。

如果说富人阶层移民的驱动力是财产安全,那么像陈曦这样的小白领、小中产的移居驱动力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陈曦的朋友、北漂过多年的武汉人苏珊也抱着同样的念头,她对京漂生活的hard模式颇为担忧,“你看,我父亲不在世,妈妈退休了,自己虽然奋斗出来了,但实在没有安全感,遇到任何让我家庭产生动摇的东西,我没办法保护我自己。我的能力还是太差了,但,不管我能力有多强,在国内我都搞不赢。”目前,通过一个创业项目,她已经移居到了德国,经营并纳税三年半后,她可以申请德国的永久居留权。

移居步伐几乎与苏珊同时的,还有福建人江天恩。他已经在瑞典移居了一年。江天恩是媒体人,说起话来慢悠悠,他偏爱调查监督性报道,但他发现,记者做得越久,知道得越多,便越焦虑和无力。而且,报纸将来是否会走向消亡?“你必须激流勇进,不能急流勇退,”他这样形容在国内生活和工作的沉甸甸的负担。而一旦想明白自己可以移居别国后,他一下子轻松了。

小目标,创业项目下的永久居留

当然,与动辄上千万、上亿资产的富人阶层相比,他们显然没有那么多的资产雄厚到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或置业。他们所走的路径听起来“小而美”——创业移居,维持商业项目一定年限后,可以申请拿到永久居留权。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10万人民币移居瑞典”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网传该政策细节是,“申请人以国内公司作为母公司在瑞典投资一家分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瑞典克朗(约10万人民币)。申请人的配偶及其子女(21周岁以下)可同时获得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在此期间,申请人全家可享有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俨然一根橄榄枝便宜又实惠得让人蠢蠢欲动。实际上哪有那么轻巧。瑞典驻华使馆网页上专门对此辟谣,称:

申请人若想获得瑞典自雇居留许可须符合以下要求——在瑞典所设立的新公司须由申请人拥有公司50%以上的股份,并由申请人实际运营;申请人须通过运营此公司获得较好的利润;申请人须有很好的行业经验;申请人须有足够的资金担保养活自己与家人;申请人须具有瑞典语和/或英语的语言能力。

瑞典驻华大使馆同时指出,瑞典欢迎外国企业家在瑞投资与建立公司。如果自雇主申请人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担保,直系家庭成员也可申请陪伴工作的居留许可。

在欧洲这些非移民国家,小成本开公司自雇、被当地公司雇佣或置业是移居的先决条件。比如,瑞典的创业门槛是10万瑞典克朗建立一家公司;在德国,创业投资的门槛是50万欧元;移居葡萄牙的门槛是购买50万的房产。当然,这些投资不过是个开始,移居还有其他条件。

江天恩得以移居瑞典,是在饭局上跟一位从瑞典回国的朋友的一拍即合。对方是定居在瑞典的华人,刚好想找人合作有关文化交流的项目,瑞典重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江天恩在这个领域有资源有兴趣,便和朋友一起,在瑞典注册了一家公司,他个人初步投入是5.6万。

“到瑞典来不是为了在这边光给这个国家纳税,是真正想在这里开创一个事业。”江天恩说,“并没太多的资金供我投入,我的财富是对文化的眼光和对文化的理解。”

一开始,他锁定的跨国文化商业项目是,一方面是软的文化交流,通过孩子的夏令营,将瑞典的理念带入中国;另一方面,通过具有文化价值内涵又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将东方的传统文化带入瑞典。

苏珊的移居路径与江天恩大致相同,她的策略是与在德国的朋友合作,入股朋友原本就在经营的一家在德国当地做展览、展会的公司。目前参股的投入不到60万人民币,而且苏珊不需要一次性缴清这些费用,而是按月划钱,支付养这样一家公司的费用。随着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变动,她所需要缴付的投入也在变动。“欧元贬值,对移居来讲是个良机,比较划得来。”

陈曦两口子和另外一对朋友夫妇的方式则是从国内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开始做突围——首先,他们从朋友手里的一家存在已经三年的空头贸易公司转股过来,这是拿到做国外贸易许可证的基础,接下来,跑外经贸委递交对外贸易的申请,然后需要在荷兰注册一家子公司,最后把自己派到荷兰——当然这是一个被简化的过程,这其中的玄机还有,因为不允许母公司将法人派出国,所以他们还需要找一位信得过的朋友做法人,占据60%的股份,他们自己分别占20%的股份。

他们所依据的基石是,2001年4月荷兰移民法中正式生效的《荷兰定居计划》,即中国境内企业在荷兰设立子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使派遣经理申请荷兰高技能移民项目居留签证,随行家属同时获得居留签证。根据现行移民局发放的五年居留许可批准。

这是一个颇费周折又琐碎的过程。但好在成本低,可以鼓励他们兴致盎然地做起来。

奋斗,寻找良性发展的事业脉搏

创业移居的起始成本的确不算高,但创业绝对不是件一劳永逸、一本万利的事情。况且一旦移居过去,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在西方大环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移居过去后第一件需开动脑筋的事便是,如何让自己更好地生存下来,养活自己是很现实的事。

而时下,关注个人生活方式的小中产们开始一改过去移居之后做什么都成的国人风格,探索起更良性、更符合个人意趣的生存之道。

苏珊想了很多辙。2011年,她开始筹划投资移居,那时她已经和日后她入股的德国朋友的策展公司有所合作。“去之前,欧洲经济没这么差,策展的项目怎么样也可以自给自足。”

可是这两年,她渐渐觉察到展会生意的冷清。她们拥有一个租来的3000平方米的美术馆,美术馆地下一层还有大约400平方米的地下室。仅仅是做展览的话,展览的业务日渐萧索,而布展人工费高居不下,利润的一半都得拿去付人工费。

那么,4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还能怎么更好的利用起来?

在德国,开妓院收益很好,获得执照后便是合法营生。可一想到,跑去德国不过是开了个妓院,这事就有点让人泄气。她们还考虑过做一家中医按摩馆,从国内引进欧洲人喜欢的艾灸或藏秘推油,再布置上丽江、尼泊尔一带的风格饰品,可她们自己不是学医的,对这行实在提不起兴趣,“无非就是卖劳动力赚差价,提供场地做服务,我们担心20年后就变成两个大嫂的样子,磕着瓜子数钱。”苏珊说。

在海外赚钱不易,是否能找到一种在海外生活但可以在国内赚钱的方式?做市场推广出身的苏珊开始琢磨着,在这个网络时代,有没有一种长线业务,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自己也能从中找到乐趣?

就在苏珊还在探索她的良性业务拓展之路时,身在瑞典的江天恩开始了他们一家在瑞典的稳扎稳打。

每个月,纳税、房租加上生活费要将近3万多元人民币,这样下去,若不好好创业,实在是有点吃不消。

江天恩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和家人适应环境,以及寻找最佳的创业切入口。除工作之外,他带着家人前两个月了解瑞典的生活环境,后三个月基本上是在学校学习瑞典语。与此同时,妻子开始在瑞典的跳蚤市场摆摊,将自己设计的项链、手链等首饰拿去市场上卖,“这给了我们最小、但最基本的商业调查,观察老外的反应,可以判断哪些产品受欢迎。”

他们的方向是做起一家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手工、家居店,首饰、原材料、自己的设计、包括鲁绣在内的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家居用品是他们的经营范围,主要从大陆进货。

他们另辟蹊径,而大多数华人在瑞典做的生意无非是餐馆之类,周围难免有敲起小边鼓的声音,“很多人不看好,认为做这个肯定会亏本。但没有中国人做成功,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做成功。”

店的位置和经营策略都会左右这场商业运作。幸运的是,他们从一位华人朋友那里转租下一个之前做首饰的店面,熟店,装修得也不错,地段紧挨国家图书馆和好几所高校,邻居是古物店、金器店以及诸多酒吧,商业气息和文化味都有。

他们的经营策略是快乐销售,即使语言上还不那么灵光,也要给顾客营造一种开开心心的氛围,先不在乎能赚多少钱,只在乎开不开心。

“这里没有给你赚快钱的机会,朋友告诉我们,需要慢慢用心经营店铺,瑞典人是慢热型的,有质量才有回头客。”

如今,他们已经到瑞典近一年,小店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不经意间,小店的特色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产品。一些当地人称,小店里的物件在当地是独一份,还有三个客人已经开始从他们店里拿批发。

被改变的,以及在享受的

原本不过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可随着移居的进行,移居客们的思维方式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最近,江天恩店铺所在的百年老街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古建筑维护。他发现,在店铺外面叮叮当当做工的工人,做上两三个小时就去吃午饭了,再叮当一个小时,便去喝下午茶了,又叮当一个小时,下班时间到。

没有人会加班,他们的世界里不需要加班。而一到休息日,瑞典人还是千方百计的“玩”,不是像国人那样扎堆在商业区或景区里消费,而是各自去探险或是出国游。这让习惯了工作狂状态的江天恩开始真正反思,人是为工作的还是生活的?

更让他唏嘘的是,时下瑞典有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述六七个瑞典人,身患各种残疾,包括半身截肢者、视盲视障者、独腿独臂者、手脚扭曲者,就是这样一帮人,互相拉扯地徒步穿越整个中美洲,身边只有当地导游协助。

“如果摄像机没有对准他们身体肢残部位,你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是残疾人。他们脸上那种阳光的神情,在中国的健康人脸上都难得一见。若没有一个社会的托底,残疾人能走出去吗?有机会锻炼吗?能够出国吗?这些恐怕都做不到。”保护弱者的社会机制,让江天恩感慨。

虽然仅是移居而已,但身为纳税人,除了政治权利外,江天恩可以享受其他瑞典人一样的福利。与此同时,六岁的女儿七夕也毫不犹豫地爱上了瑞典。

跟在国内截然不同,七夕在学校里的任务只有玩,书包变得瘪瘪的,装点换洗的衣物就行。幼儿园里有偌大的玩具屋,孩子们可以做各种想做的手工。七夕还会经常被老师带进森林、带入博物馆……哪怕不久七夕升入小学,她还是只需要玩好而已,在玩的过程中学习。

“讲故事是在学习,吃饭的过程也是在学习,孩子们还学习怎么排队、怎么讲规则、怎么独立。”

发生在女儿七夕身上的最大变化就是,小小年纪已然会说出一番独立意识的话,尤其是当江天恩对她进行管教时,“她告诉我,为什么你老是让我照做你的想法呢?我要过我的生活。”

“我爱瑞典,我们就留在瑞典吧。”偶尔,七夕会冷不丁抛出这话说给老爸听。

也许几年后,江天恩们这样的小中产会获得他们各自理想的国家的永居权。但这一切都源自,最初改变生活的勇气,和其后孜孜不倦地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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