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智库的20年沉浮

作为一个民营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市场经济和政治社会变化相起伏,也带给人们思考。

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前盛洪,唐寿宁等邀请我加入天则所。那时候我还没有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虽然年龄到了(64岁)但精力还能工作。本来想退休后静下心来写几本书。由于天则所缺人,我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加入了天则所。那时候盛洪是所的负责人,但由于他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我就不得不担起天则所负责人的责任。我一辈子没有当过领导,更没有承担一个单位财务自力更生责任的经验。三个月过去后后续资金没有到位。财务立刻陷入困境。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十分活跃。我们几个发起人原以为做学问也应该可以在市场上赚钱。没想到知识这种产品是公共消费品,众多的人可以重复使用,它是没有产权的。怎么能卖钱?

在开始的两三年中,经费筹集一直是天则所的大问题。我常常请唐寿宁,张平到达智胡同天则所的小院子里商量筹钱的事。我动用了我的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弄钱,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那时候天则所办了一个刊物,叫《海外工商》为了推销,我背了一捆《海外工商》挨个到马路边卖杂志的小摊上求他们给代销。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可见我的推销能力极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白,靠做学问是赚不了钱的,除非我们改做咨询。咨询的对象是企业。但是我们自己没办过企业,怎么能给企业指导?我们的长处是在经济学上。扬长避短必须找对经济学有需求的单位,去为他们服务。亚洲开发银行给我们做的三个课题都跟经济学有关。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影子价格,另外两个是研究三茂铁路和广梅汕铁路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后两个课题中我们开创了研究投资项目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新方法,成为亚行的典范课题。

经过两三年的摸索,逐渐确立了天则所的定位。我们必定是一个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机构,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可是在中国政府不会购买独立研究所的服务,政府未必喜欢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基金会这些机构给我们出钱,但是不干预我们做什么课题,得什么结论。课题都是我们根据国内经济改革的形势而提出的,比如: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中国的经济人权,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土地使用制度,国企改革,30个省会城市的公共治理评价。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这一点在国内有许多人不理解。认为外国人帮助中国,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看看中国政府同样拿外国基金会和国际机构的钱做研究。难道中国政府也那么糊涂?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这并不是夸张。如果把中国和世界隔绝起来,中国还是秦始皇或者慈禧太后那一套。有进步也得几百年之后。

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换句话讲,天则所的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有贡献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努力推进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解释何以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我们又全力主张引进民营经济,打破清一色的公有制;我们解释经济自由主义是什么,为何社会需要它;我们更主张保护人权,取消特权。这一切天则所都走在社会的前沿。也因此冒很大的风险。有几次天则所的办公室搬家就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我们召开的国际会议不让开,有一些活动被阻挡。这些逆潮流的活动阻碍了我国的进步。我们希望今后这一类的阻碍能够减少,使改革开放能够更顺利一些。

今年天则所成立20周年,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在这20年中中国人享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处,但是也忍受了特权、腐败、正义缺失,没有人权保障的痛苦。这一正一反的双重结果都是“六四”的后果。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仅是财富的生产,更要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安全和尊严。这一目标比起财富的生产来更为复杂而艰巨。从当前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看,绝非一时半刻能够达成的。从我们经济学家的角度看,随着百姓收入的提高,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对外交流的继续,我们迟早会认同普世价值的大趋势,走向民主、法治、宪政和人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方面并不是没有进步,而是在方向上缺失了科学和逻辑。“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但是近百年来大家都以民主为目标,忘记了科学,是一场忘记了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民主运动。中国人做出了非常不合逻辑的革命,使中国人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像文化革命那样的全民疯狂,逻辑颠倒,惊世骇俗的错异悲剧,自有其思想的根源。至今相当多的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历史事实,不肯用理性思考,偏执地固执己见。这一状况不改变,要让中国进步实在是缘木求鱼。今后天则所的任务恐怕要在最基本的知识和思维方法上担当起普及科学观念的责任。

在最近的一年多里有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就是秋风和冯兴元加入天则所,分别担当理事长和副所长的职务,也兼任常务理事。他们两位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天则所的面貌。我们有了新鲜血液,为天则所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老班子的融合过程中,事情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在纪念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展望未来我充满着乐观的情绪。


后人可能难以想象,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韧之初,国人对市场充满想象的向往之情。金钱,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为高尚人士耻于谈及的对象,忽然成了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知识分子亦纷纷下海经商。

风潮影响之下的1993年7月,包括茅于轼、盛洪和樊纲等在内的几位因倡导市场经济而声名正著的经济学家,决定成立一家民营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

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这些来自中国权威学术机构国家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英文名“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

此后20年,作为一个民营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天则所”)的发展沉浮与中国市场经济和政治社会变化相起伏。

学术NGO之路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思想近乎代表新的真理。而与天则所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则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市场经济思想家。除了几位发起人,天则所以理事、学术委员和特约研究员等方式集聚了张维迎、周其仁和汪丁丁等大量著名学者。

天则所成立之初,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在工商注册,且有股东分红。天则所前任理事长、现名誉理事长茅于轼回忆,当时的想法很模糊,只是觉得社会需要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家也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挣钱,商业化和学术研究两者可以兼容。在2000年左右,天则所人员众多,光咨询公司就有30多人。

如今,天则所网站上的自我介绍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 天则所所长盛洪向记者表示,在天则所成立10年之后,内部几经争论,逐渐形成共识,作为知识分子,能做得更好的不是凭知识挣钱,而是公益性地为社会提供“没有私人愿意付费购买的公共知识产品”。于是,咨询公司被剥离,天则所成为非赢利的学术机构,股东不再分红。

“我们的产品是国家政策,但我们的声音有一点剌耳,他们又不爱听。”茅于轼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中,总结了天则的研究理想与赢利之间的两难。

以自己的智力资本给政府做政策咨询,影响决策的同时,还能收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这是天则所核心人士一直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知识规律,觉得有影响政府政策的必要性,也有这个能力。——虽然,政府很多时候并不这么认为。

盛洪认为,经过那次剥离,天则所剩下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不是“经济人”,而是一些互相有认同感、以有益社会的学术研究为主要志向的“士”。

以制度经济学这一理论作为工具,独立深入地研究并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报告;举办天则双周论坛、制度经济学年会和培训班;提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创立专业学术网站“中评网”等,是天则的主要工作。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双周论坛和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报告。

20年来,天则双周论坛已经举行过470多次,几乎没有过间断,以惊人地持续性坚持着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

最初,讲座信息都在网上提前公布。“当时非常红火,来的人满屋子都是,站都没地方站。”天则所副所长冯兴元回忆起其时盛况。他当时与天则尚无太多关系,亦不时去参加天则的双周论坛。

这些讲座的影响潜移默化,不仅是重要的民间公共问题讨论场所,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天则所现任理事长秋风表示,自己对于经济学的了解,就是从天则所开始,受到包括茅于轼、张曙光和汪丁丁等的影响,其后开始做双周论坛的评议人。如今,他在天则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主持双周论坛。

一些报告似乎有着更为直接的政策和社会影响。多年来,天则所的主要学者在自己所关注领域内从事社会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政策解决方案,并向社会公开研究报告。

盛洪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天则所专门就此召开了研讨会,对修订案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而非重视农民的土地权利为目的,以及存在的“严重的系统性错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天则的努力对草案的一度搁浅起了作用。

土地问题是近几年天则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茅于轼对“18亿亩土地红线”政策的质疑,张曙光对土地产权的研究,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盛洪表示,由于对政府正在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完全不认同,天则所正在做一个关于土地法的独立框架,提出自己关于“土地基本法”的意见,相关内容将在网上公开发布,以供各方参考。

据他介绍,天则所关于石油体制改革的报告也将于下月面世,将对中国石油管理体制作出全面批评,主旨是要求放开原油和成本油市场。

“市场”与“自由”的限度

记者在天则所采访之日,一位青年工作人员正被分派为“保镖”,保护茅于轼去参加次日一个读书活动。据说,这在所里尚属首次,“以前没有过”。

茅正经受着社会舆论的两极评价。在一些人眼里,他仍然是集智识和道德为一体的当代中国知名学者之一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已然成了当代“汉奸”代表、“反动阶级”代言人,是网络乃至现实抗议的对象。

此前几天,茅在沈阳和长沙受到一些人士的现场抗议,还有人不停地打电话到家里骚扰。他去派出所报了警,令他气愤的是,“政府不管”。

“这在90年代时是不可想象的。”秋风对记者感慨。那时,像茅这样提倡市场经济的学者,是毫无争议的舆论精神领袖。

秋风表示,天则所的发展完全跟中国社会发展同步,前10年,中国市场化高歌猛进,作为市场化推动力量之一的天则所发展空间很大,后10年中,由于中国社会发生的阶层分化等外部原因,天则所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作为一个关注社会重大敏感问题的民营研究机构,在2003年前,天则所与政府的关系看起来不错。它曾挂靠在北京丰台区政府科技办之下,一位副所长还当上了丰台区的政协委员。

2003年前后是一个分水岭,天则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大的转变。当时,外部环境恶劣几乎威胁至天则的生存,且以一种令人难堪的方式发生。

隔不多久,天则所租赁房屋的房东就会接到相关部门的通告,要求不许将房屋租给天则所。有一段时间,天则所只能处于不断搬家中,“有时租下一套房子,必须备下两套房源”。

盛洪不停地给包括海淀区、北京市乃至最高领导层在内的各级政府机构写信寄书,试图解释天则所作为一个独立学术机构的自身诉求和社会价值。在2006年搬到目前所在的海淀区万柳东街一处居民楼内后,漂泊和被骚扰告一段落,终于安定下来。

但经与地方政府达成的协议,天则所将不再在网上提前发布双周论坛的信息。“人来多了,难免会有出格的话,其中有一个人喊一句,就麻烦了。”现在,双周论坛虽然来的人也不少,却不复当年盛况。

秋风更愿意强调整个社会思潮发生的变化。伴随1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富贫分化日益严重,2003年左右,中国的思想舆论界进行了一场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大讨论,反市场化的观点开始流行,市场的有限性受到更多关注。

秋风认为,正是在此形势下,以推动市场化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天则所,与社会舆论有了一定隔膜,天则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

好在,市场化改革仍是社会主流。“追求自由,但不会被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所桎梏”,是秋风的选择。他表示,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政策解决方案,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天则所自身则允许有不同观点。典型的是,对于“市场限度”的不同理解。

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中,茅于轼对于市场的社会正向效应坚信不疑,“市场的确有些不足之处,但你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制度。”

尽管已经离任为荣誉理事长,茅显然仍是天则所的精神代表人物。打开天则所的网站,首页非常醒目处,即是“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的信息。尽管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商业角度来理解,但在一个提倡自由启蒙的组织中,以个人名字命名,进行“思想” 的传承,初见确有些刺目。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茅的精神象征性之强。

“有人可能觉得天则所过于激进,事实上我们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也会看到市场的不足之处。”盛洪向记者强调。他承认,“茅老有时确实有点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与他理工科的出身有一定关系,”并表示自己与他“有一些差异”。

他并提醒记者注意,茅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茅最近提倡的“人文经济学”,与早期的数理经济学相比,已有很大变化。

事实上,记者接触的包括盛洪、秋风和冯兴元在内的天则所核心人员,都喜欢强调天则坚持的乃是“中道”。

改变与坚持

至2010年左右,天则所的第一代核心人物茅于轼已经80多岁,张曙光也已70多岁,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天则所的决策机构中引进了两位相对年轻的成员,由原来的3位常务理事,变为包括秋风和冯兴元在内的5位。

秋风以研究哈耶克起家,但近年来以“儒家宪政”为主要研究方向,其作为新的天则所理事长,让不少人觉得意外。

秋风向记者解释,由于天则所特殊的民营身份,一些体制内的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并不一定愿意担任其主要领导人。——当理事和学术委员会成员是一回事,只需有时间参与一下就行,当理事长则必须投入大量精力筹集资源,承担其生存和发展的责任。

上任两年多的他坦承,对于担任天则所主要负责人这一角色,自己仍在“学生”阶段。“天则是独立学术的象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比较焦虑。”他表示,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属少数派,但坦率诚实,不会怀疑别人的动机,跟各个思想派别的人相处都还不错。

冯兴元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因为其国际化的背景,主要帮助天则所开拓一些国际合作领域,比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合作出版所里几位学者的英文版著作,跟哥本哈根商学院合作出版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快讯等。

冯兴元印证了秋风关于体制内人员对于担任天则所主要领导的担心。他表示,自己加入天则所主要是因为天则所本身的名望和茅老的感召力,符合个人兴趣,且并无大的风险。

所谓风险,在他看来,如果担任理事长或所长这样的主要职位,要直接面对很多东西,可能会面临单位整治,但担任并不那么重要的副所长一职,单位则“可以忍一忍”,所以“风险不大”。

作为一个民营研究所,天则要尽可能地保持独立,又要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获取更多支持,显然并非易事。秋风向记者表达了自己关于天则所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路。

他表示,天则会做出新的调整,包括加大政策性研究、加强与新兴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沟通等,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天则所过去20年关注的主要是宏观问题,以后会加重关于中观的课题比例。比如,在政府方面,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和调查力量,对政府的决策作出响应,力图对决策有更现实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研究与政府建立更为理性建设性的关系。

更现实地,天则会考虑在中国的企业家和中产阶层中获取资源。秋风认为,经过1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政治意识逐渐成熟,一大批企业家功成名就后,愿意更多关注社会事务。“他们需要一个财富生产和保护的空间,这个国家如何变得更好,跟他们如何保有财富有很大关系。天则所要研究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诉求,将之理性化,在公共平台表达出来。”

而要做这样的工作,天则所自身需要调整,包括研究方向和开放做事的方式等。开办“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算是第一个尝试。——最初担心招生问题,但原本打算招收二三十人的班级,最后超出所想,达到了37个学员。每人6.6万元的学费,有一大笔可以成为天则所的研究经费。

茅于轼则坦言,天则所加大“中观”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钱”。天则的运转目前主要依靠一些项目经费和各种企业和个人捐款。在去年总数为七八百万的经费支出中,茅于轼个人捐助了自己的讲课费和所获奖金160多万。秋风表示,现在天则所虽然经费并不缺乏,但需要转型,实现更为健康的自我运转。

在这些具体的变化背后,正当盛年的创始核心人物盛洪依然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通过观念来影响世界的情绪贯穿他的言论,“天则所将为政治改革建功立业,为社会转型需要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框架,以供任何愿意操作者作为借鉴——无论是谁。”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shehui/2244.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