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侵害维权之难

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所有的典型污染事件,可为重金属污染损害鉴定、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重金属污染环境危害与风险评估体系,有助于指导处理重金属污染,建立财产损害数额计算方法,可为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提供指导和规范。                                      

愈演愈烈的镉大米危机,牵出了土地遭重金属污染的现实。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向媒体公布,中国大陆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而今年4月下旬,中国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研究》也已开题。这标志着国内的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们,正试图建立重金属人身损害鉴定机制和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赔偿机制,从而改变目前受重金属侵害人群的维权困境。

本项目由复旦大学法学、医学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跨学科申报,由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立项并出资。复旦大学法学院刘士国教授和公共卫生学院金泰教授担任首席专家。成员则包括复旦大学法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30余人。该项目完成需2-3年时间。目前各个子项目正在调研当中。

维权尴尬

在广西桂林阳朔兴坪镇思的村,有十几名村民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医生无法为他们确诊病因,这一现象引起学界的注意,有土壤学者的研究论文显示,该村耕地遭受镉污染,村民所食稻米中镉含量严重超标,这一污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发生。

镉是一种银白色的重金属,对人体有毒性,主要在肝肾积累,造成损伤,并且阻碍骨骼生长,造成骨痛病、软骨病等症状。

人体镉中毒的案例,多是由于开矿时,废水矿渣中的镉污染了农田,致使农作物镉含量超标,尤以水稻对镉吸收最强,这是中国大陆“镉米”危机凸显的原因之一。

人体镉米中毒记录,最早见于1960年代的日本。农民长期食用被矿场污染的镉米而罹患骨痛病,患者常常感到骨头剧痛如遭针扎蚁,镉中毒因此被称为“痛痛病”,情况最严重的患者身上曾同时出现100多处骨折。日本“镉米中毒”事件,曾被国际卫生组织列为上世纪八大公害事件之一。

有观点认为,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但是现实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作为知名医学专家,金泰对重金属污染受害者已观察多年。面对这些肝肾功能或者骨骼受到损伤的病人,尽管他肯定这是来自于重金属的侵害,但因为国内并无诊疗标准和此类病症的确切名称。因此,他并不能告知对方患何种疾病,“只能告知他们你肾脏不好,需要去进行治疗。”金泰说。

尴尬不仅仅局限于此,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告诉《凤凰周刊》,在近几年对重金属污染案件司法程序调研中发现,尽管我国环境污染案件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各级法院里,关于重金属侵害案件的立案仍为零。甚至各地因为环境污染案件频发而设立的环保法庭也面临无案可办的尴尬境地。

“至今并无有力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村民的健康问题跟重金属污染有关。村民们拿不出证据。因此维权陷入困境。”段厚省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2011年陆良化工铬渣非法倾倒导致污染事件中,当地村民曾先后去往省市县各级政府上访。当地环保部门对村民要求找出证据,在政府的干预下,最终得到一些赔偿。这类重金属污染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在当地政府行政介入后,受到损害的村民仅仅获得为数不多的政府赔偿。

但是国内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专家们正意识到这种困境并试图改变。2013年4月20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研究》开题,这个课题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重金属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认定机制以及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赔偿的法律机制。

确立重金属人身损害鉴定标准

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金泰认为,建立“人身损害鉴定评估”体系是整个项目的基础工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各地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当时日本没有统一的重金属相关疾病的官方名称,此类疾病的医学鉴定极其困难,患者也无法获得赔偿。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日本相似。

一些重金属污染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的污染局面或许比日本更为严重,瑞典于默奥大学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院职业医学Gunnar F.Nordberg教授等人在1997年发表于《总体环境科学》上的论文称,中国某镉污染区居民在1995年时的日均镉摄入量水平可达到1850微克,超出日本“痛痛病”病人日均摄入量两倍。

日本重金属污染赔偿的破题之刃在于,为受害者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以镉污染鉴定为例,当时日本成立了一个由15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团,这个鉴定团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法律援助。      

认定镉污染受害者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是:1.长期在被镉污染的地区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发现;3.肾脏功能的损害;4.骨软化症。其中,骨骼松散和软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可被医师用做判断“痛痛病”的重要依据。

确立诊断标准,给镉污染受害者维权提供了基础,许多被鉴定为“痛痛病”的日本患者获得了三井公司的治疗和赔偿。

金泰教授认为,“痛痛病”、“水俣病”等日本对重金属侵害形成的疾病称谓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确定重金属污染相关疾病以及确定这些疾病的名称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借鉴了日本确立的四条诊断标准,并将第3和4条合二为一:设立身体靶器官效应指标。比如血红蛋白代谢、肾脏、骨胳、神经系统等生理指标有明显的损伤或者改变。因而,目前课题组制定的确诊标准有三:第一必须有接触史。第二必须有效应。第三,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目前,在中国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血铅高,就是受到铅的损害,“其实不是这样,要找靶器官效应指标才能确诊。这两者之间要有关联”。金泰说。

除了确立诊断标准,课题组还建议成立重金属相关疾病集体诊断小组。金泰认为,有能确定环境接触客观性和判断靶器官效应的特异性的专家集体,才能保证诊断客观可靠。

赔偿标准需平衡利益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看来,重金属污染面积大,涉及群体诉讼,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并不鼓励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即使法院立案,以往缺乏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鉴定标准,法院也无法可依”。

同时,因为无法确定企业污染责任,地方政府常常拿出财政经费为破坏环境的企业埋单。曾经备受关注的湖南郴州临武县三合乡甘溪坪村因有色金属闻名,过度开采后,矿区冲下来的含重金属尾砂威胁居民生活。2006年开始,郴州市拿出1800万元修建房屋,将甘溪坪村整体搬迁至安全地带。湖南人大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向《凤凰周刊》透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湖南株洲清水塘因为镉污染严重,当地政府对于疑似重金属损害的村民进行了小范围的检查和治疗,费用都是政府出的。”

建立重金属污染财产损害鉴定体系之后,这些状况或将改变。这一体系包括重金属污染物数据信息库、重金属污染源分析技术体系、重金属污染环境危害与风险评估体系、财产损害数额计算方法四项内容。其中重金属污染源分析技术体系的建立,可以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正确阻断污染。

而重金属污染物的数据信息库,包括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所有的典型污染事件,可为重金属污染损害鉴定、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重金属污染环境危害与风险评估体系,有助于指导处理重金属污染,建立财产损害数额计算方法,可为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提供指导和规范。

有据可依,只是污染损害鉴定的基本工作,最困难的挑战还在后面,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章骅告诉《凤凰周刊》,“如何客观地、公平地、以利害各方所能接受的方式来鉴定污染损害,”才是最大的难题。

司法制度短期无解

过去20多年,地方司法机构也试图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1989年至今,中国内地成立了近百家环保法庭,但这些法庭因为取证难等问题导致无案可审。

重金属人身损害、财产损害鉴定机制的建立使重金属侵害赔偿的司法程序的建立成为可能。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专家们将用2-3年,对各地的涉及环保的司法程序以及赔偿机制进行调研,并向相关决策部门提出损害赔偿机制的立法建议。

行政干预显然并非重金属污染最佳的解决方案,而欲使此类问题谋求司法程序,仍然前路漫漫。段厚省直言,受害者提起诉讼时已面临困难,“要不要承担证明责任,要不要诉讼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管辖,重金属污染可能涉及到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涉及区域很宽,可能辐射周边好几个县市,这怎么管辖?起诉之后,要不要证明责任倒置?如何救济?因果关系如何鉴定?这些都有待解决。”

此外,诉前保全亦十分棘手,如肉眼发现了污染,是否要求被告停止生产?停止生产后发现事实有误,谁来承担损失?谁来负责监督?

放诸国际,重金属污染并无公认的通行做法,是各国的普遍难题。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恐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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