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的“城管事件”

如果说李天一是盛夏舆论场中铁打的男主角,而城管就是那流水的兵——四面八方添砖加瓦,风头俨然喧宾夺主。

前天,@变态辣椒总结出了个“城管暴力事件薄”:“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被打死;23日,西宁持枪警察被城管惨殴;24日,成都夫妻被城管打得满身是血;25日,湖南菜农被交警打死;25日,北京男子陪9岁女儿街头‘练摊’遭城管围殴;26日,四川17岁的贫寒学生在街上卖自己采的蘑菇被城管打死;26日,福建漳浦男子与城管肢体冲突后昏迷死亡”。虽然这其中有些概括描述不尽准确,但对城管的集体控诉,的确在过去这10天的微博世界中如火如荼,比骄阳更加热烈。

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突然倒地死亡”一事,确实堪称强力序曲,公众抗议山呼海啸,再添加上湘西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后的连番争议,批评矛头已经牵连到了曾经的湖南省委书记、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虽说在接获政府赔偿后,瓜农子女已不再四处鸣冤,但总还有些声援者为“革命尚未成功”而心存不甘,“秤砣”更是就此成为民间异议者对抗公权力的最新暗号。

“北京男子陪9岁女儿街头‘练摊’遭城管围殴”,因涉事者身份等因素,则成为本轮城管形象攻防中最新崛起的“天王山”,兵家必争。

严格来说,这回动手的真不是城管。现场视频可以证明,那10来个身穿保安制服的执法者并非城管,根据事后媒体报道,实乃北京什刹海风景区综合整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场目击者也承认,城管当时的角色是“旁观”,“并未上前制止,只是拿着摄像器材拍摄”。不过,在微博传播中,这点身份差别很快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反正都是“邪恶”的市容管理执法者——或许,对城管的公共舆论形象来说,这也算“虱子多了不怕咬”?

“为让9岁女儿在暑期进行社会实践,北京一杂志社副社长田先生带女儿在什刹海‘练摊’。为防城管,特意放了张‘我是小学生社会实践,城管叔叔多多支持’的字条。7月25日晚,小摊被砸,田先生被一群执法人员群殴,女儿哭喊‘不要打我爸爸’”——是 @新京报在前天早晨8时52分发出这段微博,并配以现场视频,引爆了这场以“城管”为事先假想敌的口水拳头双重战。

说新京报在这场战斗中至关紧要,当然不仅是指这段引发超过100万次转发的视频微博,也不仅是指同天发表的整版报道《父亲陪9岁女儿什刹海“练摊”被殴》,更是指对这位父亲的身份确认。

已经很难查证出是谁第一个将田先生的“媒体副社长”身份直接指认为“新京报副总编”,但自从这个说法出现在微博上,即因符合反“公知”者的期待而被采信,@染香、@司马南等左派意见领袖当即据此扩散,就算是 @姑娘忒高兴这种对新京报寄予厚望的围观者,也曾一度信以为真,为中国媒体从业者“钓鱼”之节操堕落而叹息。

虽说这种先声夺人的招数与“公知”们夸大编造“四川达州城管打死学生”之类传闻的做法,也算异曲同工,但毕竟技巧不够熟练:将北京青年报副总编田科武的名字张冠李戴到“田先生”身上,很轻易就被辟了谣;@深夜走过长安街和 @仓央加错就算至今仍怀疑被他们指认的“新京报社副总编辑田延辉”只不过是刚刚调离报社,甚至不惜为此立下10万元赌约,但毕竟 @北京西城已经在当晚宣布“新京报田姓副总”一说为“谣传”。

“谣言倒逼真相”的技术含量如此之低,令常被视作“死五毛”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评论部记者@梅雨堂也不禁为队友智商而着急:“一些自干五为了反南方系而反南方系,已到了近乎病态的地步。只要他们眼中的南方系媒体刊发报道,他们都不会去相信,但他们不是去寻找真相,而在寻找一个与南方系报道完全相反的信息,一旦发现后,他们就几乎无条件的去相信,几乎不加辨别,结果反而是坑了自己。造谣新京报副总编,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一些爱国青年看来,似乎所有的小贩都是违法的刁民,所有的城管都是被冤枉的无辜者,他们还因此认为小贩被打都是活该,但这也是一种极端思维,与城管都是坏人无异。再者,小贩即便违规摆摊,也可以劝,可以开罚单,可以起诉,如果所谓的法治,是靠动手打人,岂不荒唐?”

@梅雨堂的立场,与其报社官方账号的表态基本相同。前天上午,接力贴出那段冲突视频,@环球时报加上一个愤怒的表情符号,斥责“城管又在孩子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新京报评论说:北京父亲陪9岁女儿暑期实践‘练摊’,为防城管还特意放了‘请城管叔叔支持’的字条,却还是逃不掉被执法人员围殴。且不论冲突双方对错,执法人员围殴伤人,有没有想过一旁目睹暴力的孩子?一句‘我会告诉同学发生的一切’,就是孩子对暴力执法最有力的控诉。”

的确,在就此怒斥暴力执法的微博声浪中,不少是针对视频中9岁孩子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喊“不要打我爸爸”、“对不起”、“救命”而唏嘘不已。@记者刘向南甚至比@新京报更早就贴出了那份“女儿的自述”,流下两行长泪。童心拳拳,感人至深,于是,那些本就持续批评城管表现的市场化媒体轮流拍案而起,更是多有如@大鹏看天下、@谭飞一般的名人大V以及营销账号,以“美国小姑娘练摊被取缔,报纸痛骂政府,各级官员轮番道歉”为对比,痛斥“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世界”、“这样的中国,谁会热爱?”

并且,连@人民日报也加入到“公知”队伍中,用“如此执法,如何让孩子相信世界美好”的评语转发新京报报道。

有趣的是,当代表自家报社立场的@环球时报和代表主办上级的@人民日报都如此义愤填膺之时,@环球时报评论却“弱弱”地来了一句“是吗?”

对于刚刚主持发表王小东《中国社会不是管得太严而是太松》的环球时报评论部来说,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内部不同意见”也算是顺理成章。面对新京报昨天发表社论《偌大城市应当容得下小学生“练摊”》,高呼“善待学生的练摊,保护孩子的社会实践愿望和热情,这是检验一个城市管理水平的试金石”,@环球时报评论明显不以为然。@彭晓芸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社论不讲逻辑得可怕”:“孩子的社会实践就有特权吗?城管是诸多弊端,但批评城管不是从另立特权开始。小朋友社会实践,更适合在社区和学校的跳蚤巿场实现,故意挑衅社会治理的秩序并不是恰当的方向。”

况且,就算“新京报副总编”一说已被证伪,“策划新闻”的疑云仍在。是一个名叫“北京-流星不是泪”的微博账号,在前天下午以“现场目击者”的身份“还原事情真相”,指控那位被她贬为带着“熊孩子”练摊的“熊先生”自身不端:“执法车停下来,后面下来一个执法人员和他说这里不让摆摊啊,赶紧收走,人家上来就骂狗杂种,你他妈管得着吗,老子就摆了,惹我就告你们,那孩子跳过来冲着执法叔频腿就是一踢,然后熊先生要踹车门,执法叔叔一拦他冲人家胳膊就是一抓直接流血了啊……还有这事儿我在质疑,是不是你和记者串通好了?别的商贩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想出名想拿城管制造话题也不用这样子吧?”

尽管只有@北京青年报等极少数媒体账号转发了这段“逆转描述”,但“新闻碰瓷”的说法,此时已不胫而走。自命“标准自干五”的@徽通社更是趁势而上,以“收到北京一知情媒体人私信”的名义,发布更加严厉的指控:“田某在第一天被驱离后,第二天联系过多名同行,商讨了如何挑衅、如何摄像的安排,包括有人提出用专业摄像机的建议因为不够逼真被否决,包括联系微博上多名大号,当晚有多名媒体人埋伏在现场,田和田女则釆用了主动挑衅方式!”

这段话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在央广跟进报道中,即曾辑录田先生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太气了,我给他们周围人说我怎么去报复他们,我说我就明天还来,我约一帮朋友,我也说了这个。就是当时的气话,但是被他们一句半句的,因为旁边总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都是把我的话听了一知半解,然后就捏造出来这个东西”。而这也成为@张鹤慈用以批评“包括人民日报的微博在内,所有媒体的微博都是一边倒的支持田”的重要依据:“作为媒体的新京报是出于对同行的特殊标准,还是参与消费城管来凸显正义和道德,不能下定论。但媒体无原则无是非的以站在蛋再错也站在蛋的一边的炒作,是今天城管和小贩暴力冲突泛滥祸源。”

@北京-流星不是泪和@徽通社此时更是火线联手,共斥新京报在此事件中扮演不光彩的推手角色:“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城管围殴田某的照片、视频,为何@新京报的报道以围殴为标题?为何新京报未联系目击网民,却谎称网民不敢对质?”

“网民不敢对质”一说,源自新京报昨日稿件:“对于网上称其‘利用孩子炒作城管暴力执法’的说法,田先生称,他看到了相关微博,‘感到很失望’。田先生称,自己没有炒作,只是想让孩子以练摊的形式锻炼一下人际交往的能力”;“新京报:有网友说你是报社副总?田先生:我在一家书画杂志社任职,与报社没有任何关系。一些网友不排除是水军,故意混淆是非……新京报:有声音说你和媒体串通好,拿城管说事是为了博名气?田先生:为了不让女儿过分被打扰,我不能公开自己的信息,所以不能全部回应,但我绝对没有所谓的什么串通、博名气的行为。”

在通过新京报表达了愿意就“实现预谋策划,并联系好媒体埋伏”一说对质的态度后,田先生的实名认证微博账号昨天午后亦已出现——@田予冬2013。根据他所发布的事件过程,这位父亲重申自己的初衷只是让孩子“社会实践”,而25日当晚9时50分许,“我们正打算收摊的时候,来了三辆车,车上人员让女儿收摊。我答应说:‘收、收,马上就收’。收摊的过程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就在我边说边收摊点的过程中,车上下来几个气势汹汹的穿着便装的人,看着他们的样子和没有制服,我想确认他们的身份,说了句他们‘有什么资格管我’,话音刚落,我的头上就被重重地打了一拳,然后就冲上来很多人围殴我……当时我被按在墙上动弹不得,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指着我不断地说:‘你想死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弄到派出派,弄到办公室去’,他的手指多次指在我脸边,我气不过就咬住了他手指。”

因为即便是在同情声援者中,也有不少声音指责这位父亲选择“练摊”这种违法行为作为女儿的社会实践“不够妥当”,@田予冬2013需要就此辩解:“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当然知道练摊毕竟是属于会影响市容的违法行为,但由于我在什刹海附近散步时经常看到那里有不少摊贩,好像管得不严,加之觉得小女孩去练摊的性质与一般的摊贩也不同,所以才在犹豫后还是决定带她去练摊;而且我想,要不让摆摊,我马上撤摊回家就是了,后果应该也不会多严重。但我哪里能想到,在首善之区的首都的著名风景区,在众多游人众目睽睽之下,那些综合治理人员竟然仍然像新闻报道中所说的那些城管一样,完全不是‘文明执法’,而是一上来就是一顿群殴啊!现在想来,人到中年的我,真是太幼稚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田予冬”落款的这篇长微博,最后部分是向@北京西城发出质问,意指这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账号此前的发布内容是在“把舆论朝‘暴力抗法’上引导”:“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在‘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你们如此评价一个遭受暴力执法的受害人,于心无愧吗?……就算我让女儿‘练摊’的行为违法了,也不该被一群‘执法人员’暴力执法,不该受到群殴。如果我们对暴力执法都默认和顺从,那城管等‘执法人员’势必会更加肆意妄为!类似的周晓明、魏文华、邓正加等的冤魂恐怕也将越来越多……”

在@田予冬2013看来,那些“创造”并传播出“新闻碰瓷”的“诡异的网络舆论”,都是些别有用心的“五毛”“水军”在混淆视听。不过,在经历了28日下午的一场微访谈后,这位媒体人也愿意承认自己要“好好反省”:“此次事件双方都需要反思,城管方面需要反思执法方式,我的方面需要反思教育方式”。

双方皆是言之凿凿。现在,就看你拥有什么样的期待,相信什么样的陈述了。总体来看,虽说微博舆论场上继续要求废除城管制度的声音仍占多数,但具体到这一桩案例,也已经有足够多的围观者似乎不再“非黑即白”,尤其是在认真听过那段视频中田先生不堪入耳的咒骂后。

围观一日,@董路就此提醒自己,也是提醒众人:“在微博上所有评论公共事件的人中,你永远不会是‘最准确的那个’、‘最轰动的那个’、‘最受追捧的那个’,但只要你坚持一点,就可能成为‘最理智的那个’”。于是,在观察了田予冬此前微博内容后,这位向来反对@李承鹏式上纲上线的媒体人,认定一切缘于“非理性”的爱:“双方谁先骂的人,谁先动的手,目前神仙也说不清,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父亲先动手是可能的,对方先动手其马上还手更是可能的,别纠结他嘴里飙出的‘脏话’,对于一个已经失去足够理智、尤其要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捍卫尊严’,如果当时他有刀或者枪的话,可能尸横遍野……我不认为这位父亲有主观故意惹是生非的可能,更不相信他钓鱼执法者的碰瓷计划,我相信他对女儿的‘爱’是真实的,他不会把女儿当道具来为成年的自己做任何事情,我把这次意外的冲突归结为一个字:‘爱’”。

按照@北京西城的更新通报,区政府调查组已展开调查,涉事的相关工作人员已暂停工作——尽管有点代人受过的味道,但作为中国城管舆情中的又一经典案例,“父女练摊被城管围殴”势必将被反复剖析。这不,熬过了一个没有评论版的周末后,今晨媒体已呈争相评说之势。

@新浪评论凌晨即推荐展示的《环球时报:莫在城管和小贩间做“道德选边站”》,应该可以视作胡锡进总编对报社官方微博账号此前站位进行了修正:“现在违规摆摊者受到的舆论支持大大多于城管受到的理解,这可能会助长更多违规摆摊行为的出现,以及摆摊者拒绝管理的更强硬态度……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个艰难的法治建设过程,有很多利益需要在这当中受到反复权衡和照顾。用简单口号和一边倒的舆论声音在城管和小贩之间‘选边站’,这决非对中国社会建设负责任的态度。”

当然,更多的市场化媒体还是选择了站在田先生一边,或者说,孩子一边。比如说成都商报,即高呼《放下“阴谋论”,先对孩子说声对不起》,华西都市报亦由作者朱昌俊明确反对“一个巴掌拍不响”、“各打五十大板”的评判,强调“执法的底线”:“暴力执法不惮在小孩子面前公然上演,执法行动为何会丧失最基本的恻隐之心,这才是这起事件,最应该被追问的要素。于一起在孩子面前上演的暴力事件,相关责任方如果不首先站在客观的角度检讨暴力,而是有意借一些道德争议混淆是非,无疑是错上加错。”

钱江晚报首席评论员戎国强格外愤怒,昨天就已经声情并茂地呐喊《请给孩子免于惊恐的自由》,今晨再得以接续《谁有能力“制造社会事件”》之问,怒斥@北京西城:“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通报,经公安、监察等部门联合调查,‘女孩摆摊’事件有了初步结论:7月25日21时30分许,什刹海景区管理人员和城管队员在景区发现一未成年女孩摆摊占道经营,即停车进行纠正,与女孩的父亲田先生发生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致田先生和3名管理人员不同程度轻微伤。目前已有有关人员被停职接受调查。在这一调查结论面前,‘北京西城’官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的‘小编’会有何感想?‘小编’27日就该事件所发微博,用缺乏事实依据的诛心之论,指责另一方当事人田先生(田予冬)‘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

于是,这份浙江畅销报纸要就此研究一下@北京西城标准措辞背后的情境:“‘肢体冲突’是双方的事情,单方面很难‘制造’;除非田先生有指挥、支配相关管理人员的能力……如果市容管理人员一见违规设摊就要向对方使用肢体,这种行为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成为一种身体的自动反应,类似于在身体里设置了一个指挥肢体的程序,那么,每个摆摊者,都有可能‘制造社会事件’——延安城管踩人脑袋,是被踩者制造的社会事件,瓜农被打死事件,也是瓜农自己‘制造’的……别人就是想制造社会事件,也得有这个条件。你为别人提供了‘制造事件’的条件,又反过头来指责别人制造社会不稳定,不是有意陷人于不义吗?”

南方都市报的说法是《“女童练摊”事件:无关身份,要害在暴力》,同斥@北京西城起初那份表态“诛心之论令人匪夷所思”:“‘女童练摊’事件,与其他城市管理人员与摊贩的冲突,并无本质区别,执法人员是否动手施暴(乃至围殴),是事件调查所不能回避的核心点。关注‘女童练摊,父亲被打’,并不只为强调和呵护孩童的社会实践权利,而在于继续聚焦庞大的摊贩群体,其生存状况与现实境遇;不是愤怒于‘连女童摆摊都无法宽容’,而在于探讨城市管理与摊贩生计的所谓‘两难’关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9岁女孩的这次社会实践是成功的(尽管有些残酷),因为其所眼见的冲突场面,就是最真实的社会场景。那么,这逼仄的现实,究竟到何时能有改观?而在此之前,‘综合执法’如何才能不超越职权,褪去匪化特质以文明行事呢?此议,显然不仅该为练摊女童发问,也必须为普通摊贩发问。”

除了持续首页推荐新京报那篇《偌大城市应当容得下小学生“练摊”》,腾讯今晨也已出动专题《孩子练摊违法,就能粗暴执法?》,鲜明立场一如标题所示:“很少有国家能做到完全依照法律去驱赶弱者……

因为人们的恻隐之心要求执法有一定的‘弹性’……即便完全依法论事,摊主也未必负主要责任……若城市管理人员违法使用暴力,则错得更严重,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可见,于情于法,都不能把这起事件简化为‘练摊违法在先,城管依法取缔’。粗暴执法的责任必须予以追究”。

被这家门户作为反驳对象的是“以媒体人王志安为代表的一派看法”,即“评价这件事唯一的标准是谁的行为合乎法律,因为练摊违法在先,所以对孩子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责任该由田先生来担负”。

不过,若是跳出那些细节争拗,在“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城管”这个核心命题上,@王志安这会儿倒是和@肉唐僧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了点殊途同归的意思:“小贩分两种:一种是走鬼……这是天然的权利;第二种是守着居民区摆摊——只要现行《物权法》赋予业委会以法人地位,把小区周边街道管理权交给小区居民就好了;至于地铁、机场等公共场所,现在就有主,根本无须城管这么个东西”;“说城市管理是小贩的肚皮和城市的脸皮之争是错误的。事实上,游商小贩的存在,是城市公共空间因为产权不清租值争夺的必然结果,只要租值存在,一定会有租值的争夺。不管小贩吃得多饱,收入多高,这种争夺还会继续。为什么许多城市给小贩划定的区域小贩不愿意去?是因为那里的租值低,缺乏争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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