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青少年犯罪再现高发期

imag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从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及预防多年,她的研究显示,家庭功能缺失是青少年案件频发的原因之一,也是大陆近几十年来为GDP迅速增长付出的惨痛代价。近30年来,大陆家庭结构大量畸形,家庭功能也随之减弱甚至丧失。                

这是一组令人痛惜而错愕的刑事犯罪:

2013年5月2日,河南省正阳县两名少年因没钱打游戏,就抢劫一名身有残疾的“摩的”司机,并用砖头将司机活活打死;

6月11日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一个男孩因差10元“摩的”费,持刀割破司机脖颈,再连捅几刀后把司机推下山坡致死;

6月16日在陕西彬县,5名10多岁少年持刀杀害了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动机只是为将要实施的抢劫“练练手”。

再向前一年,2012年4月13日,湖南省衡阳县12岁少年,因被表妹威胁要告发偷偷上网一事,就手刃表弟表妹,随后又杀死匆匆赶来的姑姑,并把走廊上的血迹拖干净。

这些只是近两年青少年恶性刑事犯罪厚厚案卷中的几页而已。根据中国最新的《2012年中国法律年鉴》统计,2011年青少年犯罪的总数为282429人,其中未成年人有67280人,18到25岁区间为215149人,大约占全年度犯罪人口的26%。相关资料显示,大陆青少年犯罪曾有过两次高峰,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未来数年,大陆青少年犯罪趋势有可能再次上升。

时代烙印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认为:“特定时期的青少年犯罪都会带上时代的烙印,青少年对世界的变化敏感。社会危机、政治变革和城乡差异等时代特点都是导致青少年犯罪增多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剧烈变革,此间爆发了青少年犯罪的第一个高峰。80年代开始数年,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案件中的比率持续高达70%—80%左右。而从1980年到1995年,青少年犯罪增加了127%,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次,其中青少年犯罪就有82万人。1994年到2003年间,青少年犯罪增加34.7%,2003当年,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总数的45%。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农民工已成为大陆社会普遍的现象,这些年流动青年犯罪也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显著特点。尤其应该警惕的是,由于大陆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不完善,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村父母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大陆约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37.7%。据北京房山法院公布的资料,2009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留守儿童”占了六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从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及预防多年,她的研究显示,家庭功能缺失是青少年案件频发的原因之一,也是大陆近几十年来为GDP迅速增长付出的惨痛代价。近30年来,大陆家庭结构大量畸形,家庭功能也随之减弱甚至丧失。

不仅大陆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城市亦有大量的空巢家庭。父母都抛下孩子外出打工或者忙于工作,无法实现家庭的重要功能:父母两人亲自抚养和陪伴孩子。

李玫瑾教授主张人的成长大致有三:1—6岁,6—12岁,12—18岁。12—18岁时,人已经进入青春期,其独立意识与逆反心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已不是家庭教育的优势时期。所以,家教的最佳时期是12岁之前,即依恋期。在依恋期中,1—6岁又最为关键。

功能缺失的家庭无法在依恋期对儿童进行性格培养,可能导致他们很难对他人和环境产生信任,无法建立行为坐标,性格孤僻冷漠,甚至暴躁多疑。这些会诱发不良行为,甚至犯罪的发生。 

2003年,大陆逐渐进入互联网时代,青少年犯罪亦开始跟网络关联紧密,央视常年从事青少年犯罪报道的编导许慧接触过大量沉溺网络的少年犯,他们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混淆了现实与虚拟世界,将虚拟世界里暴力和杀人的行为搬到现实中:“网络游戏对于现实生活失意的青少年来说会起到毒品的效果,因为他们在网络游戏中能够获得现实中获得不到的成就感。”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还发现,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有成人化的倾向,且犯罪的手段也更加凶狠。犯罪手段常模仿成年人,“最典型的例子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中几乎没有贩毒的案例,然而这种成年人的罪行近年来也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中。”

独生子女家庭的失败

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的相关研究显示,家庭影响在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少青少年的人格障碍,心理和行为的缺陷,甚至最终走上越轨、违法犯罪道路,都源于家庭因素。

司法部《少年犯罪与改造研究》课题组对全国16个省市区、18个少管所6495名少年犯的问卷抽样调查发现,有26.6%的少年犯来自破碎家庭。不良的家庭环境严重时可导致子女出现行为问题,比如精神病或者犯罪。且父母离异对男孩的身心损害大于女孩。

并非健全家庭的孩子就不会出问题。李玫瑾教授的研究显示,大陆80%的未成年犯来自于健全的家庭,但他们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原因有三:一是生而不养,这在整个社会中比例不高,相对人数比较少。二是养而不教。这显现在一些富裕家庭,只给孩子物质满足,而情感、性格教育缺失。三是教而不当。父母很认真地教育却出现问题。

“生而不养”的原因主要出现在大陆农村家庭,如留守儿童问题。在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多年后,教而不当成为大陆家庭较为突出和独特的现象。

宗春山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对孩子的干涉较强,孩子在成长中过多受外界规范,自律性不足,然而人的成熟恰恰在于能够自我认识与自我约束,大陆家庭和学校教育延后了未成年人心理成熟的年龄,许多孩子上大学后从父母的约束中脱离,因为缺乏自律性玩物丧志甚至犯罪。”

父母对孩子施压过大,亦令子女产生叛逆或者自卑心理。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介绍,当青少年的心理和情绪越过危险的红线时就会导致非理性行为甚至犯罪。这种越轨常因压力促成,青少年每一个越轨行为的背后都可以发现一个压力源。联合国有关机构曾为孩子的压力源列过一个清单,学习困难、考试失败、老师鄙视、同学疏远、失去挚友等都包括其中。

“如果社会不是一味责怪越轨的孩子,而是细心地去找出其背后的压力源,并且移走它,青少年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常态。”皮艺军强调,大陆家庭和学校仍强调应试教育,社会亦以此为标尺。宗春山也向《凤凰周刊》记者举例,大陆致电青少年法律与心理机构的家长,咨询内容多数和10多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且三句不离“学习”:孩子学习落后该怎么办?有厌学情绪怎么办?

山东省少管所对在押的近千名未成年人统计发现,逮捕前是在校生的仅有235人,而辍学学生人数高达616人。皮艺军十分惋惜:“社会用单一的价值体系淘汰那些本来有其他天赋的孩子,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在压力的累积之下辍学,甚至可能越轨走上犯罪的道路。”

皮艺军教授认为,大陆社会当下的诸多失范状态亦对青少年产生伤害。“民众有私德无公德,只在认识的人群中守规矩,在其他场所缺乏约束。结果孩子看着成年人不去遵守,反而会对强化对负面价值的认同。”许慧曾报道过一个案例。一名农村少年,看到邻居因琐事争执后,带领一帮凶徒殴打自己的父亲,少年的老师也在凶徒当中。少年回到学校后即动手将这位老师杀死。

失效的纠偏

许慧在少年犯管教所进行过不少令她惊心的谈话。有一位留守少年从小由姑姑抚养,姑姑教养严厉,这位少年在学校一度赢得“三好学生”,但因对严厉的姑姑产生叛逆心理,动手将她杀害。该少年一直没有悔意,只是此事给爸爸添了麻烦,颇感抱歉。“这只是一例而已”,许慧回忆,她在少管所接触过的多数少年犯们,都对自身犯罪行为没有悔意。

宗春山亦执此看法,他常带领心理咨询小组为犯罪青少年做心理辅导:“青少年本身性格偏执,犯罪后会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界,认为都是他人的错。虽然在未成年人司法中惩罚的力度尽可能减轻,但对青少年犯的认罪态度及罪名一定要从严,这关系到青少年对于其罪行的归因。错误的归因会导致其人格的扭曲,可能会成为累犯或者惯犯。”

“青少年需要规范和规则意识,”皮艺军认为少管所和少年劳教所对于矫正青少年犯罪效果甚微:“现在有些少管所让少年犯整天背诵《弟子规》等道德典籍,其实没有用。应让他们认识法律而不是重拾道德。”

皮艺军亦不赞同对青少年刑罚过重,他发现大陆青少年犯罪后被判徒刑的概率高而缓刑较少,国外青少年犯罪后70%都被判缓刑。而大陆除了少管所,就是少年劳教制度,基本上属于监禁类实刑,这导致他们难以回归社会。

许慧发现,这在大陆农村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从少管所出来后,条件好的家庭可用的社会资源较多,可以给孩子上学或工作的机会。农村的孩子在社会上机会较少,最终只能再次违法谋生,并如此恶性循环。

6%经典法则

“孩子生病不能只是少吃一点大人的用药,大陆的青少年刑罚应该跟国际接轨,设立专门法律。”皮艺军近年一直为此呼吁。

大陆未成年犯罪在审理阶段设有少年法庭,截至2011年7月,大陆共设立2331个少年法庭。但大陆并无独立的少年刑法,只在成年人的刑法基准上轻判。皮艺军则主张不能把少年犯罪的原因混同于成人犯罪,二者并非程度不同,而是性质有别。

大陆《刑诉法》修改后第266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多种针对未成年人的宽大制度。比如免除了部分未成年犯罪者的报告义务,将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使用的范围。

即使减轻了惩处,大陆对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仍然多处以刑罚,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非刑法措施。皮艺军认为,在司法中少年的利益应该优先保护,只有当他们具有主观恶性或者危险性时才应该判实刑。

德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设立了未成年犯罪的研究项目,认为谦抑性、教育性的社会内处遇更有利于防止再犯,因为青少年犯罪后能否顺利回归社会决定其未来是否成为累犯。瑞典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绝不入狱,而代之以电子监控,即便是杀人放火等恶性犯罪亦是如此。瑞典的司法理念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其实是成人社会没把他们教好,因此不能惩罚未成年人。

日本于1922年就制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少年法》,1948年全面修订后,新《少年法》一直沿用至今。90年代后期日本相继发生重大少年恶性犯罪事件,日本社会普遍认为现行《少年法》对于少年犯罪过于宽大,对恶性少年犯罪应该予以严惩。2000年后日本对《少年法》进行了三次修订,加强保护被害者权益,加重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

即便如此,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开的《2011年犯罪白皮书》显示,2010年家庭裁判所处理青少年犯罪人数144985人,其中决定不予审判的人数为83440人(占57.6%),审判但不处分的人数为25723人(17.7%),被处以社会观察处分的为29515人(20.4%),被移送少年院仅有3619人(2.5%),因为性质恶劣而移送检察院的人数仅为6062人(4.2%)。

青少年犯罪领域泰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马汶·沃尔夫冈教授研究发现,虽然33%的少年与警察打过交道,但是只有6%的少年是惯犯。控制青少年犯罪应该针对这6%的人。但是若33%的人都接受6%惯犯受到的严厉惩罚,他们会因为这些措施无法顺利归复社会而再次犯罪。

沃尔夫冈教授穷尽半生发现的这“6%”,被全世界犯罪学界奉为经典,皮艺军教授认为,大陆应对比国际成规,早日制定少年法,为青少年和社会双方赢利。宗春山亦敦促大陆相关部门检讨自身:“无论未成年人犯下何种罪行,第一责任人都应该是成人社会。”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shehui/2316.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