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死刑执行变轨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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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广州市召开打击毒品犯罪宣判执行大会

7月12日,湘西商人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长沙中院执行枪决以前,曾成杰的子女并未得到通知,也未见上最后一面。当他们获知父亲被枪决以后,其遗体已经火化,家属甚至连尸体都没见到。

曾成杰之死震动了法律界。“如此枪决曾成杰,不仅违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更丧失了人性。”湖南岳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金柱说,他即使因罪致死,也不应该这样被秘密杀掉。

2011年,曾成杰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2013年6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其死刑。多年来,家属们一直在为他的案子奔走申诉,这次被执行死刑,他们感觉法院剥夺了曾成杰的临终告别权及其家属的临终会见权,而以杨金柱为代表的多名律师也愿意组团为曾案继续辩护。

此事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引起舆论热议,揭示内地死刑犯被“秘密执行”并不是孤立事件,像曾成杰一样未能在刑前与家属见上最后一面的死刑犯,远不止一人。

死囚刑前有权会见近亲属    

7月8日,家住山东庆云县常家镇大胡村的范学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她可去探视狱中的弟弟范学进。

两年前,范学进因偷窃与同伙分赃发生口角,将其捅死,被唐山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后由河北高院二审改判死刑。

一审开庭时,范学娥在法庭上见过弟弟,但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范学进便被法警带走了。这次法院来电通知见面时间是7月11日,范学娥二话不说,丢下地里的庄稼,托人照看好家里的孩子,便和丈夫急匆匆坐上长途大巴赶往唐山。

当天,范雪娥在唐山市看守所见到了弟弟。姐弟俩隔着玻璃谈了十来分钟,话题多半围绕孩子,范雪娥很想带4岁的侄子来探监,让父子见上一面,但未获法院同意。临走前,她给弟弟留了几件新衣服,还把200元钱塞到他手中。

范学进还在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临别时,范雪娥向随同的法官询问案情,法官告诉她“没什么事”,让她安心回家。范雪娥想着还有下次见面的机会,“没准会改判死缓,留下一条命也好。”她劝服刑的弟弟在狱中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早日出来。

但范雪娥次日给法院打电话,电话那头说范学进已被执行死刑,通知她领取骨灰。范雪娥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见面才过一天,人就没了。”她不敢想象现实如此残酷。

“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这么远去一趟,他们还不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范雪娥在电话那头抽泣。法院在刑前不告知家属的这种冷漠行为,让她无法理解,至少她可以有心理准备,和弟弟临终告别,“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都没留下什么话。”

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和亲属见面,是法律赋予的基本人权。2012年12月,最高法院出台《刑诉法司法解释》,其中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内地很多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都未能与家属见上最后一面。和范雪娥一样,很多死刑犯家属都是在接到法院领取骨灰通知时,才得知亲人的死讯。

不少死刑犯家属对法院没有刑前通知及安排会见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法院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不予安排会见是违法行为。7月14日,一位署名“为儿伸冤zjr”的家属在微博上称,“法院不通知我们,不让我们见孩子最后一面,难道也是孩子不愿见爹娘吗?”

大多数死刑犯家属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但即使找律师向法院提意见也无济于事。北京律师孙中伟一直致力于死刑辩护。“有的法院根本不执行此条规定,死刑很多天后才通知家属去领取骨灰。”他说,按规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有两年时间进行复核申诉,最高法院需给出书面答复,但不少辩护律师表示从未收到任何答复。作为死刑犯的辩护律师,他们有时候也深感无奈,但无能为力。

从公审示众到秘密执行

7月15日,范雪娥从唐山领取了弟弟的骨灰。在她的记忆里,以前死刑都是公开执行。每次执行死刑前,法院一般会在大型体育场内召开公判大会,将宣判的死刑犯集中到台上示众。一个个都被五花大绑,身后插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杀人犯×××”的朱红色大字,打上叉叉。

当执行死刑的命令宣读完毕,死刑犯会被架上大卡车在县城游行一圈,再开赴刑场,执行死刑时甚至还允许群众围观。“那时候枪决一个死刑犯,几乎全县人都知道。”

“过去我们注重对死刑执行的宣传和震慑效果,却忽略了死刑犯人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的保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子君过去曾在新疆偏远的一个地州中级法院工作,“严打”期间参与审理和执行的死刑案件不下十余件。事后反思,他认为,对死刑犯的公开宣判和游街示众,不是法治时代应有的作为。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指出: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是违法行为,在国内外造成很坏的影响,必须坚决制止。

目前,内地法院已明确规定“执行死刑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罪犯人格的行为”。孟子君担心,坊间关于死刑犯秘密处决的质疑,有可能矫枉过正,导致死刑犯公判大会、游街示众再次抬头。

从全球各国来看,美国依然保留在公众场所执行死刑的方式。1996年至今,美联邦有14个州允许电视直播死刑执行过程,公众可以自由观看。这种执行方式遭到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的批判,他们认为向公众公开死刑执行的过程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和人道,应当禁止,美国的做法无疑是在鼓吹“以暴制暴”,让死刑变成公众的一种娱乐活动。

内地死刑执行限制公开以后,各地基层法院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悄然转变,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不但民众事先得不到任何关于死刑犯处决的消息,就连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也要在处决的前一天才会被告知。

“(死刑)执行前一般先开会,给法警做思想工作。”黑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警对《凤凰周刊》说,除了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和必须在场的司法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参加死刑执行。

由于担心消息会泄露出去,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通常都不清楚谁会被执行死刑。法警只有在执行当天才接到任务,这样以避免临时找借口请假不去;每次执行任务后,他们会接受心理辅导,缓解压力。

至于死刑犯本人,他们也不会提前被告知处决的日期和时间。这位法警说,很多死囚不知道自己哪一天突然被处决,他们在焦虑不安中等待,有些精明的罪犯多少能感觉得到,“一旦牢房增加人了,给他送吃的,他就知道该上路了。”

目前死刑案件多是择日执行,因此,大部分死刑犯会提前一天得到通知。临刑前一天,死囚的情绪很不稳定,没有人能吃得下,也没有人能睡得着。看守所这时会对他们加强管理措施,防止罪犯自杀、自残、报复等行为发生。

死刑执行的信息应当公开

对于死刑犯家属,此前大陆《刑诉法》并没有刑前会见的条款,直到1996年《刑诉法》首次大修时,才加入了执行死刑后应当通知罪犯家属的条款。“法院一般会提前三天通知。”一位刑庭法官对《凤凰周刊》表示,死刑犯与家属会见通常安排在执行前一天,会有检察官、看守所干警在场,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有的罪犯心理很微妙,他们不愿透露家属信息,甚至强烈要求不通知家属;一些死刑犯家属也反感见面,有的在开庭审判那一天便中断了联系。”

但实际情况并非全是这样,部分受访家属及律师指出,一些死刑犯直到处决前一小时左右才会被告知处决的日期和时间,而家属通常在死刑执行后才会被告知。

以曾成杰的案子为例。7月12日,曾成杰的儿子曾贤接到法院内部一位朋友的电话,告知其父亲已被执行死刑;次日上午,曾贤到长沙中院门口查看布告,确认所言不虚;当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帖称,“7月12日上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罪犯曾成杰执行死刑前验明正身时,法官告知其有权会见亲属,但罪犯曾成杰并没有提出此要求,在其遗言中也没有提出。”

13日,曾成杰家属才正式收到法院的一纸通知。面对网络上“秘密执行死刑”的质疑,湖南高院新闻发言人次日解释称,长沙中院执行当日将曾的死刑执行布告张贴于法院公告栏内,因案卷中没有曾家子女的联系方式,故将执行通知书邮寄送达。

15日,曾成杰的家属领到了他的骨灰。曾贤事后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干警那里得知,看守所也是在7月12日当天上午获知执行时间的。很显然,那时曾成杰家属根本来不及赶来相见。

16日,曾成杰子女向长沙中院递交《关于退还遗书、留言文件申请书》,“我们相信父亲一定还有许多话想说。”曾贤称,他在看守所领取的遗物和书信中,并没有法院提及的遗言文件和执行死刑前的遗书。律师杨金柱则继续追问,长沙中院应当公布曾成杰验明正身时的笔录和看守所的监控录像,以证明曾在当时没有提出会见亲属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方面是否涉嫌违法阻止死刑犯与亲人见面,湖南高院的解释和表态难以服众。接受本刊采访的一些法律学者及律师认为,秘密执行曾成杰死刑,可能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担心曾成杰家属事先获得通知,会采取围攻法院、拦阻行刑车队等过激行为,对法院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还有人将死刑秘密执行与死囚器官利用联系起来。曾亲身经历死刑执行的孟子君律师表示,以往法医验尸、书记员记录完毕,允许死刑犯家属前来收尸;若没有家属,执行人员则挖坑直接掩埋。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医疗、医学科研单位利用死刑犯进行器官移植手术,除了因宗教、民族因素不宜火化的,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后都会立即送殡仪馆火化。

据一位刑庭法官向本刊介绍,执行死刑后火化的过程非常快,“有的死刑犯上午10点被枪决,12点就变成骨灰了。”在这个过程中死刑犯尸体是否完整,器官去向哪里,由于缺乏公众监督,国内外的质疑声音持续不断。

大陆《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死刑犯处理自己遗体的权利。法院在执行前验明正身时,必须征询死刑犯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体,并将其意见记入笔录备案,并由人民检察院记入死刑临场监督笔录附卷备案。如果死刑秘密执行,死刑犯在执行前不能见亲属最后一面,他们处置自己遗体的权利也很难得以保证。

“死刑执行的过程不能公开,但有关死刑执行的信息应当公开。”面对当前关于死刑“秘密执行”“暗箱操作”的指责,以及关于死刑犯器官流向的追问与质疑,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建议内地法院适度公开死刑执行的信息,有利于民众了解死刑执行的情况,比如公开死刑执行时间、死刑执行场所,尤其是死刑犯遗体处理情况,证实死刑犯处理遗体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同时也能防止器官买卖的违法活动发生。 记者/谌彦辉   特约撰稿员/邹一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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