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华赔偿标准惹争议

近年随着来华的外籍人士剧增,涉外民事案件的赔偿问题日益凸显,究竟按什么标准计算死者和伤者的死亡及伤残赔偿金?

前不久,一位美国商人在上海遭遇车祸死亡,其家属和田杰接洽,寻求解决赔偿事宜。对于赔偿金额,他们目前还没有提出明确方案。

在上海,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在对方负全责的情况下,田杰粗略估算了一下,赔偿金额会高达八九十万元。但如果按照其生活居住地,也就是美国的标准,赔偿数字将非常惊人。

去年这个时候,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34岁的美籍华裔进口商曹立衡曾委托田杰律师帮助索赔,他在温州动车事故中失去了一个肾和脾,他的父母也在事故中遇难。

曹立衡最终提出的赔偿金额高达500万美元,这是按照他父母以及曹在美国工作20多年所获得的薪资来计算的。

近年随着来华的外籍人士剧增,涉外民事案件的赔偿问题日益凸显,究竟按什么标准计算死者和伤者的死亡及伤残赔偿金?让田杰苦恼的是,目前大陆立法对涉及外国人的损害赔偿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学界未有深入研究,实践中也做法不一。

天价赔偿金

和曹立衡一样,近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内地遭遇事故后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索要高额赔偿金。

意大利职业按摩师安东先生在重庆考察商机时,途中遭遇车祸致残。2008年6月,他委托意大利的律师赴重庆索赔,开出了61万欧元的索赔清单,折合人民币670多万元。

据悉,这是重庆迄今索赔金额最高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作为被告方的出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觉得赔偿金额太高,但安东先生认为,他目前所住地人均收入远远高于重庆,他今后也不可能来重庆生活。

继安东先生之后,新加坡人陈锐2009年3月在湖南返乡途中遭遇车祸身亡。他的父母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400万元。陈锐是他们的独生子,留学并移民于新加坡,突然身故给家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2010年,美国人马大卫在海口街头散步被路面的铁钩绊倒摔伤。事后,他将海口市园林管理局、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告上法庭,索赔90多万元。而美籍华人李茹在上海城市航站楼因油渍滑倒摔伤,获得空港巴士公司70多万元的赔偿。

法国女孩赛琳娜在其居住的上海别墅小区内泳池边滑倒,不慎坠入泳池,致使头部直接撞到泳池底,造成一级伤残。2010年7月,《侵权责任法》施行的第一天,赛琳娜的父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别墅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索赔2300万元。

“他们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代理外籍人身侵权索赔案的田杰律师说,温州动车事故中赔偿金额最高达90多万元,而曹立衡提出的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多万元),数额相当惊人。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然而,近年不少外国人向交通事故肇事方提出的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过高,一时间引起外国人与中国人“同命不同价”的热议。

就在中国前高官薄熙来案开庭审理之际,被其妻谷开来毒杀的英国商人尼尔·伍德的母亲也打破沉默,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声明,寻求800多万美元的赔偿,约合人民币5000万元。

尼尔·伍德被害后,留下两个现年8岁和12岁的孩子,由于家庭失去经济支柱,他的家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帮助度过难关。但最终能否获得他们所要求的赔偿金,北京一些受访律师表示怀疑。

赔偿标准争议

在这些涉外侵权损害赔偿案中,原被告双方关于赔偿标准的争议一直是庭审争辩的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多数外籍赔偿权利人据此主张按本国标准赔偿。对于那些来自欧美国家的赔偿权利人来说,他们要求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大大高于中国国内。这让不少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的命更值钱。

“这里存在误解。”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所副所长冯恺认为,上述法律仅规定了赔偿权利人在国内不同地方时的住所地,但并不包括住所地在境外。

司法实践中,按照外国人本国标准赔偿的判例并不多见。相反,对外国人赔偿适用中国国内标准是目前各地法院判案的主流观点与做法。

作为涉外民事案件的高发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二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省公安厅公布的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江西省则主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

但这一标准下的赔偿金有时根本无法保障受害人正常的生活,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

一些地方法院在判案过程中尝试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或参照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这是一种折中办法。”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蒋欢说,这样既避免了因赔偿数额巨大导致侵权人负担过重,又顾及了赔偿金额过低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

2011年10月,一名在安徽宣城工作生活的韩国人遇车祸身亡,交警部门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事后,他的妻子要求按照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的标准进行赔偿,索赔101万元。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美籍受害者曹立衡经过几轮谈判,最终与原铁道部达成和解协议。“他不可能获得5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也不低。”出于双方保密的需要,代理此案的律师田杰没有透露具体的赔偿数额。

目前来看,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而国内认定的标准也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现象并不鲜见。

最高限额每人80万元

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蒋欢在今年4月撰文呼吁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她建议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有法可循。

“但这个标准很难确定。”广东卫生法学研究会理事贺初开对本刊记者说,关于外国人人身损害赔偿的争议,不仅中国存在。在日本,对此类案件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也因法律未作规定,仍旧存在依据哪国标准的问题。

目前日本存在“母国基准说”(以受害人本国基准计算)、“日本基准说”(以损害发生地的基准计算)以及“生活实态说”三种说法。贺更倾向于“生活实态说”,主张“损害赔偿的计算应当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为准”。

部分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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