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毒地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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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土地可能有毒,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城市居民获悉。

随着中国内地城市化,大批工厂企业多年前就已经搬离城区。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高楼拔地而起,公共设施林立。但这些后来变身居民区、公共场所的地方,依赖的可能正是原先工厂企业遗留的污染场地。

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厘清国内这类毒地的数量与分布状况,而处于摸索中的污染场地修复和治理,已经面临技术和资金难题。

毒地包袱有多大?

在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科看来,2004年北京地铁五号线项目的工人中毒事件,使中国大陆开始真正重视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2004年4月,北京市地铁五号线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之后证实,出事地点曾是一家农药厂。

此后10年,污染场地再开发招致工人急性中毒的事件不时可闻。2006年,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结果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2007年,武汉赫山地块施工中又现工人中毒,而该地块原属于武汉市农药厂。

上述曝光的毒地仍属极少数,更多的毒地在政府和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健康威胁。已有国外的污染场地案例显示,毒地对人体的危害可以通过扬尘、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接触并影响到人体健康,这种危害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数十年才会显现。

众多大陆城市背负着巨大的毒地包袱,但中国迄今缺乏污染场地的全国统计清单。2013年10月,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员张俊丽在“2013污染场地修复治理论坛”上透露,据业内人士保守估算,中国潜在污染场地的数量已超过50万块。

重庆市曾调查评估233块工厂企业搬迁后的场地,发现其中84块存在污染;北京曾评估80余块场地,发现21块存在污染。在化工、钢铁、冶金、机械电子企业退出、搬迁频繁的城市,以及部分老工业基地,这种毒地问题尤为突出。

在这些被污染的场地上,往往出现“厂退楼进”:工业企业关停搬迁的场地往往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成为房产开发商眼中的黄金宝地。张俊丽认为,中国城镇化率从现在的50%多发展到将来的超过70%,还将新增120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数以万计的工矿企业关停搬迁后遗留场地的再开发将是必然趋势。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工矿企业搬迁的数量堪称巨大。数名学者曾在公开报告中列举了几个数字:北京仅是四环内就有超过200家污染企业需要搬迁,约800万平方米的土地利用功能将发生转变;上海1992年至2007年已经搬迁210家污染企业;而广州按计划2015年年底前有近500家污染企业需要搬出。业内人士保守推算,这当中至少超过1/5的搬迁场地都被严重污染。

艰难的修复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土壤修复行业过去十年已有了较大的变化,目前整体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壤修复的初期,以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小规模污染场地为主,之后政府和企业才开始被动处置污染。而今日污染场地以企业停产搬迁之后,经过场地调查后发现的大型污染场地为主,政府和企业亦开始主动修复污染场地。

大陆的毒地修复充满挑战,“你需要随时准备面对地下冒出来的新的怪物。”一位土壤修复行业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如此描述他们的工作。中国的污染场地呈现出污染范围广、污染面积大、污染成分复杂、污染严重等几大特点。在同一处污染场地中,可能同时存在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等多种污染物。

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张建荣称,中国大型污染场地多数是1950—1970年代建设的企业,当时以产量为主,对“三废”治理的防治重视不够。废水多从地沟直接排放或从地沟直接接入简单的污水处理装置。土壤和地下水遭受污染物的长期渗透。加上企业生产中技改、扩建、产品调整,可能污染范围扩大、污染深度加剧,污染物种类变得繁多。

在国际上,污染场地的治理亦是艰难工作,理论上污染场地的完整修复,不仅要涉及土壤,还包括地下水、地表水治理。根据美国环保总署EPA的推算,一块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污染场地的调查、修复等总成本至少超过5000万美元。

而中国毒地的修复成本更为高昂。根据北京几个污染场地修复案例显示,某化工厂污染场地,数百万立方污染土壤有重金属污染,也有重度、中度、轻度有机污染土壤。某焦化厂,污染土壤同样达到百万立方级。两个工厂遗留毒地的修复费用均以亿元计。

在前述污染场地论坛上,有与会人士透露,国内目前动辄涉及几百万土方量,投入几十亿元资金的污染场地修复案例并不少见。

涉及修复资金,毒地修复也引出一个它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责任难以界定,政府无奈埋单。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场地的责任理应在原有企业。然而,很多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得这一责任主体变得非常不明确。在近年来国内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中,涉及到的大多是国有老企业,其土地多属于划拨性质,由于这些企业的利润和收益已经上缴政府,再要求其对污染地块负责,几乎没有可能。

盲目治理出现过度投入

多位业内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在中国,大型污染场地常被搁置数年而没有进行提前规划与早期调查,导致进入再开发环节前只有极短的时间进行“救火式”修复,从而被迫选择高成本、高耗能,易造成二次污染的修复技术。

一方面是中国污染场地亟待完成普查和评估的迫切现状,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担心污染场地治理招致政府过度投入的问题。

高成本是中国毒地治理必须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大型污染场地污染形势严峻,导致先期的调查成本高、周期长。而现阶段使用的调查和评估方法本身存在不确定性,管理部门的决策很可能趋于保守。这也将导致后期的修复工作面临极高的成本。

“污染场地的调查和评估技术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导致污染场地风险管理存在保守性,其结果可能导致过度修复。”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林分析说,如果按照美国环保署的规定,中国目前很多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是不必要的:如国内目前污染场地修复的验收,一般要求所有采样点均达到修复目标。但大型污染场地采样点数目实际上相对较多,加上采样和分析过程本身存在误差,要求全部采样点均达标,并不一定科学。逐点达标的方法因此可能会导致过度修复。

此外,中国过去的污染场地调查大多是在土地再利用规划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这导致最后污染场地的再开发利用,并未与实际的投入有效相结合。同一块毒地,修复治理后如果是用作商业而非居住用地,完全可以执行更低的修复目标,花费更低的修复费用和时间。

中环循(北京)环境技术中心龚宇阳博士曾在学术会议上援引美国的修复案例介绍:美国堪萨斯市莱利堡地区始建于1853年,占地约407平方公里,其中约287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用于美国陆军的军事训练与演习,因而该地区形成了一块历史较长污染的场地。美国从1970年代就开始针对该污染场地的评估,1993年调查完以后,填埋场、印刷、干洗设施、家具店、杀虫剂仓库等污染源被一一发现。当时根据各区的污染特性,莱利堡被划分成7个修复地块。针对该地杀虫剂污染,政府采取了直接开挖污染土壤,再安全填埋的手段。针对填埋场污染,则采取限制土地用途、长期地下水监测的手段。而其他污染区治理十多年,迄今还处在修复当中。

龚宇阳还援引了美国另一个城市米德维尔市的案例,建议针对不同的土地用途,应采取不同的修复措施。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场地,如改作居住用地,应当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开挖,用洁净土壤回填,并进行植被恢复。但若是用于其他方面,则只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局部开挖,之后覆盖2英尺厚的洁净土壤即可。

详尽的早期场地调查,合理划分修复区块,再开发前的土地综合利用规划,这也是美国大型污染场地修复再开发的经验。

然而,这些成熟经验并未被中国借鉴和实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发生在业内学术会议上称,“中国目前连标志性的、可供借鉴的大型场地修复项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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