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二胎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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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远离开讲坛——他的供职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决定开除他,以惩罚其擅自带来的第二个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这位化学与化工学院的副教授写下长微博,向自己的学生们致歉:“我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

这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出生的6岁长女,一个在中国出生的3岁幼女。

蔡智奇从未想过自己的家庭触犯禁忌——长女是美国国籍,幼女则用结婚时领到的准生证上了杭州户口。在他看来,自己并未多占内地的生育指标。

蔡智奇不服。发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诉书,并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学校。“我将不惜代价讨一个说法。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民间俗称“单独二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此影响。而其受益者,则大多为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由来已久。他们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头班车,在孤独中成长。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们渴望绕过政策的钳制,生育第二个甚至更多的孩子。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他们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开始一场关于“多生一个”的漫长的摸索和较量,同时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法规之外的生存法则。

2013年末的“张艺谋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赋予了这个问题更复杂的色彩。隐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视作高超的“走钢丝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与现实的夹缝。

被踢出了局

现在,失去工作的归国博士蔡智奇才发现,他与校方对人口政策的认识差异细微又巨大。被举报后,校方称其违反了一项计划生育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未在国内定居,其在外国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国国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这意味着,他所认为的“长女是美国籍,次女不占生育指标”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蔡智奇每天都收到询问及安慰短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来,隔着14个小时的时差,身在美国的易富贤总会在微博里不断收到人们关于生育二胎的倾述与疑问。在他看来,在新旧生育政策交替的当口,陷入蔡智奇式困境的人还有更多。

36岁的孙天两年前刚有了第二个孩子,有一天他看到小区里《致业主的一信中》提及“举报者,奖励一千”,赶紧选择了搬家,远离熟人。

身在山东的“二胎妈妈”张禾则断绝了所有网络关系,她关掉了自己的微博、QQ空间,微信群里也不再发与家人的合影。身在国企的她担心哪怕一丁点个人信息的透露,也会带来巨额的罚款、升迁无望,乃至工作丧失的“灾难”。

除了等待曙光的单独或双独父母们,最近一个月里,易富贤还发现,私信里出现更多愤怒的声音。他们自称“非独”(非独生子女),他们表达愤懑:“苦苦等了十几年,政策一出,把我们这个群体踢出了局。”

一些失望的父母,甚至组成了“二胎互助组”、“自主生育研究会”、“非独二胎生育权”等QQ群,倾述怒火,并谈论着更多关于生育的隐秘规则:如何办户口、如何假离婚、如何与计生委讨价还价……

从“超生游击队”到赴美生子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记忆里,1980年代时,他知道了“计划生育”这回事。最初,村里人隐忍而顺从,因为“饭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开始成为悬在各级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后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成为那个时代“计生逃兵”们最生动的写照。

易富贤在研究中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不仅在农村,城市人对待生育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

杨支柱将其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家庭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与个人思想的提升。中国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

“国家在经济上控制个人的力度在下降,人们对生育政策改革的呼声则在增强。”杨支柱说。

2010年,易富贤前往内地做了13场讲座,慢慢发觉眼前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来的传宗接代观念,转而更为关注个人生活方式。年轻人们在老龄化等现实压力下,试图重塑自己的生育观念。

杨楠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务员的她意外怀孕了。仔细考虑后,这个已有一个9岁小孩的37岁母亲准备决定生下这个小孩。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杨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与人脉,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可以留下孩子。

过去三年,于绿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亲做手术,婆婆做手术,公公心肌梗死做手术——她庆幸有个弟弟,老公有个姐姐,不然夫妻俩或许都没法工作。

“我总会老去,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也是一种危险。”于绿慢慢有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

丈夫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给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环境是于绿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动机。她随后也发现,经济的独立带给了她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国生二胎的价格10万到15万人民币,但在北京给二胎孩子上户口就得二十多万,那真不如给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2012年8月,于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四十多个妈妈,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占了一半。她们大都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均为教师、医生、商人、律师等职业。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

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这是于绿眼中的中产阶级生育观。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回忆,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

在易富贤看来,最近三年来,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早已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渐成为部分城市中产或以上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搜狐网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

2011年和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很多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

由于影响深远,除了专业人士,中国人口问题还吸引了许多“跨界”研究者,成为参与度极高的全社会论题。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对比研究日韩、印度、美国等国的人口趋势后认为,年轻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

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时,惊讶发现日本出境处填表格的地方配备了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这位商人也曾带领公司管理层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会议桌两边,中国高管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方公司的高管却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萧条,与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梁建章告诉本刊记者。

梁建章选择频繁发言、自拍纪录片,呼吁彻底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他甚至劝商人朋友生二胎:“这算是为社会做贡献”。

2012年3月,梁建章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梁建新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正逐渐萎缩,现行生育政策严重滞后”——这是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

广泛参与所产生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为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甚至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开始转向。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两人的发言,遂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钢曾对本刊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但我们已是中等收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1992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意味着中国早已进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如今,让叶廷芳欣慰的是,他所接触的90%的人口专家都赞成放开二胎。而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生育做过网络调查,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二胎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和潜秘密的同时,也催生了“二胎经济”。深圳一些早教机构,设置了“一个家庭可以共享课时包”的规定,把原属一个孩子的“课程包”划成两半,分给“二胎”——这样既不会增加家庭早教成本,也可以让两个孩子同时接受早教。

义乌商人徐雪金,则做起了另一种尝试。2009年,他将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当起了“全职老师”,专心教育一对儿女。一年后,他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

如今,联盟成员大概为2000人。徐雪金介绍,在家上学联盟的家长很多会选择生二胎,因为户口对在家上学没有太大作用,也会更关注家庭环境的健康。深圳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先华则更具幽默感,他颁布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为了第二个孩子

蔡智奇的战斗还在继续。被开除后,他又拿出《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向学校申辩——“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

在这位副教授看来,这与学校开除自己的理由有出入。学校的反驳是:他的妻子不是留学人员。蔡智奇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座计划生育政策的迷宫里。

在不少专家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中间力量约束最有效。像蔡智奇这样的还有更多政府、国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将他们的户口、工作与生育紧紧捆绑。

36岁的易锋就常常觉得,自己因为二胎付出了过大的代价。2009年,36岁的易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妻子为此辞掉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作。夫妻俩也凑了5万块,交了社会抚养费,为孩子在湖南老家上了户口。

易锋原以为交了钱就都解决了,但广州实行的一票否决制,自己不被批准落户;2012年他也曾有机会,成为国企的正式职工,却因为拿不出独生子女证,只能以劳务派遣的方式,成了单位里最悲催的“临时工”。

2006年,居住在广州的许宝辉有了第二个孩子,因为不愿交20万的社会抚养费,孩子无法上户口,孩子只好回到镇上读书。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2009年,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的孙天,偷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花了一番精力,他将孩子的户口落在农村妹妹的名下。

2年后,老家征用土地,父母嫌赔偿价格低,不愿签约。征地的人却抓住孙天超生的把柄威胁其父母:要到西安的单位告状。担心丢掉工作的孙天,最终只能劝父母妥协。

39岁的周丽则一直记得在医院的见闻。她生活在北京,怀了二胎后,因为大医院要建档,她只能选择去一家小医院。这家医院,也是北京的流动人口直接分娩点。产检时,拥挤的过道、病房里,周丽发觉90%的孕妇都是生二胎的。

周丽在那里听了很多故事:有人从上海跑来生孩子,自己也是计生工作的;也有不少计生干部,会闯进产房,劝某个妈妈回去:“你回去,罚款打七折!”

不应该止步

决定留下第二个孩子后,“非独”妈妈杨楠面临难题,她和丈夫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缴纳20万的罚款,夫妻同时开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城市中产尤其公职人员已经“创造”了很多高招,例如找代孕生二孩,更有钱的甚至到美国找洋人代孕……

杨楠左右衡量,最终选择了“假离婚”这个相对不那么折腾的方法。她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丈夫又花了一万元,雇了一个人与杨楠结婚,孩子生下来后再复婚。美中不足的是,这又带来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孩子来说,真正的父亲却变成了法律认定上的“继父”。

一切自认为已安排周全。但一个月后,到计生部门申请办证时,杨楠仍迅速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杨楠的谎言被迅速戳穿。噩梦开始了。

计生部门告诉了单位,领导大为光火,命令杨楠坚决引产这个孩子。丈夫的单位也迅速被通知。巨大压力下,杨楠的家人开始动摇。

坚持了三个月,杨楠感觉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一条生命而是祸害。最终,杨楠打掉了5个月大的胎儿。

她回到单位,继续上班。让她感觉荒诞的是:同事偷偷告诉她,领导很生气,希望她去道歉。

然而,中央确定“单独”二胎政策后,却击碎了杨楠最后的梦想。她37岁了,夫妻都是“非独”,她恐怕无法等到制度的大门再次开启了。

在易富贤看来,长久以来,人口都被看做负担。学医出生的他,则试图去传播这样一种理念:人口是资源、是优势。

最让他担忧的是过低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约为2.2,也就是每位育龄妇女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如今,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进一步削弱对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并且中国的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

搜狐财经专栏作家、国际商业顾问吴向宏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他认为,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压力更大,养孩子的意愿也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吴向宏在一个论坛上说。

“‘单独二孩’只是开始,人口政策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不应该止步。”易富贤说。

作者/郭丝露 范承刚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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