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司法“口供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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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刑侦技术下,口供证据并非破案的必需,很多刑侦手段都能解决没有口供的问题。
2013年12月8日,是浙江省台州人黄某某在被关押11个月后刑满释放的日子。
当年1月,台州路桥区一座仓库引发火灾,损毁物品价值超过50万元。警方通过排查,发现当日黄某某曾在起火点上方位置进行无证电焊作业。尽管黄某某对他曾进行电焊一概否认,但事故调查组通过当场试验发现电焊中掉落的焊渣的确能引发附件塑料编织袋的燃烧。9月,法院以失火罪判处黄某某11个月有期徒刑。
无论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诉法》,还是修订之前的《刑诉法》,都有明文规定,只有口供证据不得定案,而没有口供证据,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可以定案的原则。新《刑诉法》第50条还特别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新刑诉法实施一年来,尽管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仍困难重重,但“零口供”定罪案件开始逐渐增加。在一些客观证据充分的案件中,即使没有口供,司法机关仍然做出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判决。“无供不定案”正逐渐得以改观。
大陆公检法对口供证据的依赖症多年来遭到诟病。近年曝出的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身影,而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得侦办人员想要的口供。
但中国对口供的依赖由来已久。它不仅背着历史文化的包袱,还受各种现实与制度环境的制约。中国法制能否摆脱积年而成的口供依赖症,前景仍不明朗。
摆脱不了的“证据之王”
古代断案电视剧中常常出现,审案官拍案向堂下被告说到:“人证物证俱在,还不从实招来。”在中国古代刑事司法中,“以供定案”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在其他证据俱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被告亲口承认犯罪事实才算案件终结。尽管存在例外,但“罪从供定”一直是古代刑事司法的基本习惯,这与封建社会断案不仅是惩罚犯罪的形式,亦是宣扬儒家道德、教化民众的手段的双重使命有关。
事实上,从证据的角度看,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毕竟,如果警方没有找错人的话,只有犯罪嫌疑人本人最了解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如果其所述属实,他或她能够最完整地还原整个犯罪过程。受害者或其他证人,以及其他物证或许能够还原一部分犯罪情;但只有犯罪者本人的供述能够最完整地将各种证言和物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对于那些警方难以获得证据的案件,口供、甚至部分供述往往能够为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线索,从而缩小警方侦查的范围。并且口供还可能透露一些警方还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大陆公安机关内部发行刊物2006年版《刑讯侦问方略》载有基层干警写的一则打油诗:“突审任务重,尽力拿口供。只要口供在,就能获真证。竭力全力博,千方百计功。拿下口供来,宣告破案成。”   
诗作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公安系统在侦办案件中对口供的倚重。然而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要让犯罪嫌疑人招供并非易事,侦办人员只得求助于通过各种侦查手段获得其他证人证言或实物证据。
公安大学教授毕惜茜相信,由于口供不言而喻的证明力,被称为“证据之王”。过去由于过于依赖口供,致使警方甚至用非法手段获取口供,从而导致了侵犯人权的现象。而且在一部分案件中,由于获取其他证据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导致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更加突出。例如由于时间原因导致证据灭失,或现场被破坏,或相关的视频资料缺失。
相对于毕惜茜从与刑侦人员接触中感受到,近年来刑侦人员对于口供的依赖有所减少,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周泽律师在实务中还没有感受到相应的变化,而且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依赖口供导致刑讯逼供的现象尤为突出。在其近期代理的熊祖模案中,犯罪嫌疑人熊祖模曾是贵州省道真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后被起诉收取其身为农民工的弟弟熊飞20万元,收取来道真投资建设紫金宾馆的重庆商人李晓红24万元。周律师认为,道真县公检部门为获得口供证据,不仅对熊祖模实施刑讯逼供,还对商人李晓红施压,使作为证人的李晓红无法当庭质证。
不用动脑的方法,不得不用的选择
造成对口供的依赖,除了口供本身的好处以外,还有因为侦办能力限制所产生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教授认为,在现代刑侦技术下口供证据并非破案的必需。很多现代刑侦手段都能解决没有口供的问题。香港警方在不依赖口供的条件下的破案率能够达到40%,而中国大陆依赖口供破案率也只能达到30%。事实上国际通用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刑侦技术和方法,大陆也是相当熟悉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一些基层侦查人员不会用或不愿意用这些技术和方法。而通过刑讯获取口供则是一种最简单、最不用动脑筋的方法。
“在现场面对被害人恐怖的、甚至奇臭无比的尸体,刑侦人员肯定更希望选择刑讯犯罪嫌疑人。”
陈永生认为,现在中国一些基层侦查人员甚至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刑侦素质,这在赵作海案中很明显的体现出来。村子里的机井里挖出无名尸时,警察连最基本的刑侦程序勘验现场都没有做,对机井置之不理就开始猜测凶手是谁。而2010年案件被曝光后,警方再一次找到那口机井,结果在里面找到尸体的其他部分,15天以后就把真凶找到了。
警方拥有获取非口供证据的能力,还要倚仗社会监控系统的建立。毕惜茜认为,如果由于刑侦技术能力不足而导致对口供过分依赖在过去还成立的话,那么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侦查的推进,这样的说法已经不成立了。例如近年来发展很快的“天网工程”,通过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特殊路段安装监视摄像头,为警方提供了更多收集非口供证据的来源。
相对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公检系统内部的奖惩机制所起到的作用似乎更加深远,并且这种奖惩机制历史悠久。
现今大陆公安系统中,办案人员的绩效与破案率相关联。从个人利益出发,办案人员在重压之下,特别是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更可能会通过刑讯获取口供的方式侦破案件。在片面强调破案率的环境下,获得口供作为最快捷简单的破案方法,成为办案人员不得不用的选择。
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闫少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曾做过调查统计,有83.3%的受访刑侦人员在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倾向于搜集其他证据,但在一些案件迫切需要侦破,又寻找不到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约29%的刑侦人员会选择让犯罪嫌疑人不吃饭、不休息、长时间保持一定姿势等折磨方式获得口供。
闫少华研究认为,事实上依赖口供并不能有效提高办案效率。口供依赖往往伴随着超期羁押、超期办案。一些可以不依赖口供的案件中,由于办案人员的口供情结和刑侦素质有限,所得口供与其他证据往往存在矛盾,致使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旭对此则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在他与办案人员的接触中了解到,随着近年来对刑讯逼供的严厉惩处,一般来讲办案人员并不再对获取口供保持过往那样高的热情,因为在侦破案件与不被丢掉工作之间,办案人员宁愿选择后者。
法律标准要求过高?
从刑法角度看,大陆口供依赖严重的问题原因之一还在于刑法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理想化的高要求。刑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证据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高标准,各种证据应当能够相互应征,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能够证明相关的全部犯罪事实。尽管该规定的初衷在于“疑罪从无”,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但在有限的刑侦条件下,理想化的证据要求的结果则是,公检法不得不依赖口供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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