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追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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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温州拍卖行当天的一场拍卖会突然延期,这场拍卖会因温州市纪委将党员干部主动上缴组织的收受物品公开拍卖而广受瞩目。

此前,温州市纪委便向媒体披露,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将于5月10日在温州拍卖行公开拍卖处置收缴的一批物品,共80余件,起拍总价约6万元。这些拍卖的物品五花八门,其中不乏名酒、金银首饰、冬虫夏草等滋补品,还有一些贵金属收藏品,邮票、手机、BURBERRY围巾、GUCCI皮夹等杂项,被媒体戏称为“送礼参考大全”。

被延期的“特别拍卖会”

据温州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介绍,45项标的物起拍价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起拍价最高的是一块Cartier(卡地亚)手表,要价1.5万元,最低的为一件D&G衬衫仅40元。而其他名酒、首饰、纪念币的起拍价相对较高,一箱贵州茅台6000元,周大福50克金条10500元。

拍卖会很快引来不少市民追捧,尽管5月10日当天未能如期举行,但温州拍卖行在其网站宣称,“本场拍卖会已延期,具体时间另行公告。”

像这种收缴物品的拍卖会,温州拍卖行以前也曾举办数次,但并无固定周期。最火爆的一次是2009年8月拍卖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受贿案的涉案物品,据称在其“专场拍卖会”上,59件标的物半个多小时就被一抢而光,成交总额达110万元左右,远超起拍价52万元。其中一幅范增字画,起拍价才60元,后来飙升到了5万元,一些赝品字画也拍出了高价。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拍卖的物品大多是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主动上缴组织的收受物品,来自市财政(地税)局、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等50多个单位和个人。此外,也有部分系涉案收缴物品。

据温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温州已实行收缴物品拍卖制度多年,收缴物品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公开拍卖处置,拍卖所得资金将纳入市“581”廉政账户。该账户于2001年推行,旨在让党政干部通过上缴其收受的无法退回的财物,确保廉洁自律。据统计,2013年度温州近400人次主动上缴礼金262万元。截至今年4月30日,温州“581”廉政账户余额约为1473万元。

温州市纪委近日透露,廉政账户内的资金一律上缴国库,并非外界猜测的用于廉政宣传。而其他诸如现金、有价卡券和支付凭证也直接存入廉政账户,古玩字画则直接转交市博物馆收藏,其他实物则按规定进行公开拍卖处置。

近年温州反腐公开赃款赃物处理的举措也赢得国内反腐专家的喝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称,长久以来,历年反腐追缴赃款赃物的去向及用途很少公之于众,也鲜有媒体披露,一直缺乏透明度。

2010年2月3日,重庆市打黑除恶中揪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人涉黑案庭审进入第二天。图为文强受贿物品中的古董部分。

反腐追回多少赃款

近年内地反腐力度不断加强,一批批贪官纷纷落马,每年查处、没收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数额也越来越大,贪腐财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赃款和赃物,尤其是很多贪官还收取房产商铺,总价不可估量。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称,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近5年来,涉案过亿巨贪还有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余元,贪污5300万余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超过1.3亿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857亿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收受他人钱款近2亿元。

5月14日上午,最高检反贪局局长徐进辉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14年前三个月,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超8000件,立案人数超万人。其中,贪污贿赂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占立案总件数八成以上。

然而,年年反腐败,全国到底追回多少赃款?国内反腐专家也一头雾水。

2014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提到,2013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而曹在2013年3月10日的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检察工作时说,五年来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

“目前公布的数据可能小于实际的损失。”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说,这些年到底有多少赃款赃物被追缴回来,作为反腐专家他也很难掌握这部分数据,也无从研究。“你不知道他们收缴了多少赃款,又收缴了哪些赃物。”任建明认为,近年反腐追缴的赃款赃物现在很难统计。

另一方面,赃款赃物的追缴难度也很大,部分贪官被抓捕后他已是一个“裸官”。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而对于追缴回来的赃款赃物如何处理及使用,外界无从知晓。根据大陆《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即由最后结案的单位统一上缴国家财政,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然而在贪污犯罪中,由于有受害的单位,当然要退还给这些单位。但贪官落马之后这些赃款、赃物大部分都是来自受贿所得。大部分的受贿所得,由于行贿人是出于违法的给付而已丧失了对财物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他们没有权利收回这些赃款和赃物。

对于这部分的赃款赃物,官方通常以追缴和没收的方式上缴国库之后,统一由国家财政进行重新分配。

赃款都去哪儿了

当赃款上缴国库后,内地反腐工作通常告一段落,至于怎么重新分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介绍,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事实上,大陆关于赃款赃物的法律规定并不少,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至1998年间,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办法、通知、批复等近20个,但这些规定大多数出自财政部门。在陈光中看来,司法机关之间移送赃款赃物应该在诉讼法规中进行规定,不应体现在财政法规中,而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

现实中,内地在处理贪官赃款赃物一贯采取的原则和处理办法也按照国家现有的财经制度进行运作。

早在1965年12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公安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赃款赃物“应随案移交,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处理”。

但1986年12月31日财政部《关于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则规定“由查处机关依法上缴国库”,据此规定,一些侦查、起诉机关不再将赃物按法定程序移送,而直接上缴国库。

因为财政部1982年《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规定,可以给承办单位20%-30%退库提成。虽然赃款赃物不等同于罚没款,但赃款赃物上缴提成的做法也成为反腐败工作中的潜规则,有的甚至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尽管1986年3月财政部又发紧急通知“不提成、不退库”,但赃款返成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近年随着反腐败深入,赃款赃物数额越来越大,部分司法机关为各自的部门利益不依法移送赃款赃物,办案机关在反腐侦查过程中扣押、没收赃款赃物,少数执法人员还挪用赃款赃物,甚至自己打领条冒领赃款赃物,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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