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闻立法引政治担忧

 21世纪网恶意敲诈余波未平,媒体如何处理好新闻监督与有偿新闻的关系,如何在政府与企业中间生存,大恶小恶,何去何从,种种问题在过去的一周内萦绕在很多中国媒体人的心头。感慨也好,哀叹也罢,在这个过程中,有个话题被频频提及,那就是中国究竟是否需要一部契合时代潮流的新闻法,21世纪网一案,又能否为这个在大陆一度敏感的话题“开禁”。

立法因六四中断

所谓新闻法,自然是指管理新闻业的法律。在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制定专门的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即使无单独成文的新闻法,也会将相关内容通过其他的法律文件或条款体现出来。其中最为公众所知的就是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这被看做美国新闻法规的最高原则,其中规定的“不得废止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集会请愿、诉愿之自由”之原则,不仅奠定了美国新闻发展的基础,也构成了目前世界上对于新闻自由的基本认知。

而翻看中国历史,政府对于“新闻”、“言论”的管理则多是制定各种言禁、书禁和出版禁令,可以说有“禁”无“法”。不仅古代有着“道路以目”、“偶语弃市”等典故,即使在近现代,前有袁世凯统治下的“葵丑报灾”(癸丑报灾是指1913年由于袁世凯当局对有孙中山资助背景的报刊整顿,整顿后全国报刊锐减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时逢农历癸丑年),后有1942年《大公报》报道河南大饥荒而被蒋介石勒令停刊三日一事。以故直至今天,学界仍然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能保障新闻自由和媒体权利的新闻法是1908年制定的《大清报律》。

在中共掌权中国后,毛泽东倡导的“政治家办报”成为了中国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媒体听从党委指挥,再加上那个时代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而《新闻法》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年一度成为讨论禁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六四”有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批准,中国政府决定制定《新闻法》。从当事人的后来讲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制定新闻法主要是总结“文革”中人民权利受到摧残的教训,以及80年代办报相对宽松的趋势,激发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向往,形成一种共识。因此在那部“胎死腹中”的《新闻法》,在立法宗旨上更加倾向“自由派”、“民主派”。但是“六四”事件的爆发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再加上苏联1990年制定了《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被认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就让新闻立法一事搁浅,也使得后来的中国新闻人每每谈及此事,扼腕叹息。

四中法治的大背景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但是,包括法学家江平在内的很多法学者与媒体人,曾不止一次表示,没有《新闻法》的法律体系算不上完整。而在今天,中国对于媒体行业的规范法律法规只有《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管理条例》几部条例。尤其是近几年陆续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以及此次21世纪网一案,都让相关人士越来越感到,中国亟须一部《新闻法》。

在倡导新闻立法的支持者尤其是新闻行业从业人员来说,《新闻法》的出现能够保障媒体、记者的权利。以陈永洲事件为例,虽然事后证明陈永洲的确违法,但是在事态刚刚发生之时,大量媒体人集体声援《新快报》与陈永洲。在他们眼中,“陈永洲”可能是他们自己未来面临的命运,尤其担心其舆论监督权被公权夺走,面对警方,兔死狐悲之感油然而生。正如同当时中国某媒体对此事的评论那样——“新闻报道的风险骤然增大,个人将为职业行为付出囹圄代价,整个传媒行业因为缺乏法定标准,难免也将遭遇打击”。这并非杞人忧天,即使在案情已经坐实的21世纪网一案后,就有记者透露称,已经收到一企业警告的短信,称若再出负面就去21专案组报案。“新闻监督”与“敲诈勒索”两个语意完全不同的词,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束缚着媒体人的手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法》是最好的解开绳结的办法。

支持者还认为,新闻立法是大势所趋。在中共第五代上台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被认为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两次中央全会。虽然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公报中直接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字眼,而且有观察人士对此解读认为,透过整个公报能够看到,其改革逻辑包含了非常强烈的法制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10月份召开的四中。中共对于四中的定位是“历史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可以说,在未来的两个月内,大政治的话题关键词必然将是“法治”。作为当下的热点事件,21世纪网案背后所出现的媒体监管、权利保护的问题,就成为此刻最适合提出新闻立法的契机。

对新闻法宁左勿右的担忧

大凡舆论,有力挺的声音就必然有反对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中国一直以来“宁左勿右”的传统中,从南方报系多次因为敏感报道被整肃,到曾经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上级部门一纸禁令往往让记者耗费数月的报道无法“上街”,这些都让很多记者、编辑心有余悸。因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新闻报道历来就是一个“灰色地带”,这种灰色地带向负极发展,就会出现21世纪网这样敲诈勒索企业的恶性事件。但是对于很多媒体人来说,这种“灰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在上级领导部门没有直接命令的时候,很多“敏感”报道能够钻空隙得以发表。

反对者还认为,《新闻法》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作为国家制度,新闻传播制度不是孤立的,它是同社会的其他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西方的新闻自由制度,是西方议会制、三权分立制、多党制等为主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又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闻自由的核心特征,就是新闻媒介独立于政府,新闻报道和评论不受政府干预,所以新闻媒介被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机构。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制度,中央多次强调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同样是吴邦国,曾在全国人大宣布“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在中国,要照搬西方的新闻自由制度,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会同其他制度发生尖锐的冲突。如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闻法》最终仍然强调媒体的“喉舌”属性,对新闻自由、媒体监督等权利刻意弱化的话,那今日的政治土壤诞生出的《新闻法》,或许是会成为更加束缚媒体报道的“枷锁”,而不是砍断绳索的“尚方宝剑”。

虽然有如此之多的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些担忧就拒绝新闻立法,让媒体一直在灰色地带继续游走。媒体被称为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提醒着前方的暗礁浅滩。而新闻法,就是那根桅杆,那根绳索,保证着“瞭望者”既不会坠落入海,也不会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法的出台,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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