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死循环”如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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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西藏给人十分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拉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出现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城市垃圾之类的世界性现代问题,圣城的古代记忆已日益消退;另一方面,在广阔的农村牧场,人们的生活千年不变,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干一样的活,去掉墙上挂的毛泽东像,时光似乎对他们没起作用。王力雄在讲述西藏命运的著作《天葬》中,更愿意将矛盾印象之下的现代化归为藏文明分裂的源头,因为这种看似绚丽无比的现代化,实则是由外力加于西藏并靠外力维持的,与西藏社会并不相容。

西藏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共西藏政策的演变史。作为王力雄眼中的“外力”,破坏藏文明的“刽子手”,中共自建党之日起至今经历了怎样的政策调整?每一阶段的调整是突发事件的刺激还是带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抛开极端的冲突和流血事件,这种一方主导另一方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结果于西藏而言究竟是好是坏?由西藏政策延伸开去,中共在处理新疆、台独、香港问题时,是否暗合了统一的切割路径?对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习近平而言,西藏问题虽然不如新疆问题那般急迫,但是如何调整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的现代化,确也是其任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西藏“改造—反抗—镇压”的循环

首先是政策调整。回顾历史,几十年来的中共西藏政策随着自身地位和力量的改变而改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2年到1949年,彼时正处于建党之后与建国之前的过渡期,中国自身正处于“打天下”的阶段,并未出台单独的“西藏政策”。至少在中共军队进驻西藏之前,没有文件或资料显示中国曾经在西藏领导过革命。第二阶段从建国后到1959年,中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西藏政策”。而北京对藏的总方针,从一篇新华社社论和毛泽东从苏联发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电报中得以浮出水面。其中,新华社社论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共将要“解放”之,而且用威胁性的口吻警告其他任何国家不得干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西藏政策”主要是军事占领和巩固占领,对藏的主要政策是“统战”,而不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因为中共尚未全面占领西藏,只占领了几个主要城市,而且立足未稳。因此,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以及噶厦政府高层官员的统战、敦促噶厦政府执行“十七条协议”、推迟对西藏的社会改造,“六年不改”一类的让步等策略,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军事占领。
第三阶段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是中共对西藏实行全方位改造的时期。1959年3月10日,中共平息西藏武装叛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7条协议”以及西藏原有的国家元素悉数被废除。紧接着,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全面民主改革,相关政策直接由中央制定,地方只能执行而无决策权,因而从“民族自决权”过渡来的“民族自治权”实质上徒有其名。到了第四阶段,中共的“西藏政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即胡耀邦主政时期的缓和政策。可是缓和之余,中共也意识到了此前西藏政策的失败。一方面,西藏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升,相反甚至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当达赖喇嘛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赴藏时,人们由衷地呼唤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情境极大地刺激了当局。因为所谓的解放或是改造,可能真正变化了的只是肉眼可见的“表”,藏民的内心始终如一,并未实现转向。

缓和政策没多久,在国内外骤变的政治风云中,中共复又转向保守和强硬,以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标志。在国内,从胡耀邦失势到1980年代末,拉萨发生第二次“拉萨事件”,北京发生天安门民主运动,赵紫阳下台。在国际上,苏联解体给中共以迎头痛击。在国内外政治剧变浪潮的裹挟下,中共以稳定压倒了一切,以至于自此之后的若干年里,西藏政策基本上未见有任何大的改变,也即不再和达赖喇嘛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与谈判,不承认“西藏问题”,只承认“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题”,采取拖延政策来阻挡达赖喇嘛返藏,期望“达赖喇嘛没有了,西藏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同时采用强硬镇压来防止西藏分离。“反分裂”和“维稳”成了中共“西藏政策”的主旋律,西藏进入了“改造—反抗—镇压”的死循环。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我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这一宗教制度将会伴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而终结……如果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来到这个世界并使达赖喇嘛建制蒙羞,我宁愿达赖转世的传统在我之后终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日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时的“终结转世制度”论调,在中国主流舆论场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唯一发声的、带有官方性质的《环球时报》,也只是借第三方之口表达了立场和态度,比如奉劝并不握有决定权的达赖勿做无用功,因为达赖转世从来不是纯宗教事务,更不是个人事务。藏传佛教不是达赖一个人的,传承了五个世纪的达赖转世系统不是达赖一句话说取消就能取消的。数百年来,西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不是信奉某一世达赖,而是信奉这一转世系统。

不过,随后有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对这一报道提出异议,称德媒援引的达赖喇嘛的话是不完整的,那仅仅是达赖喇嘛针对转世制度作出的一个更长、更全面回应的一部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至少从达赖发出“终结转世制度”所引发的反响来看,北京方面更愿意采取冷处理,即不表态。这种不表态的姿态,正是中共逐步走向自信的表现。就习近平个人而言,也完全符合其现代化的领袖做派。预先攻陷之,必先忽略之。不论达赖喇嘛口出狂言是为政治目的计,还是被媒体为博得眼球断章取义,中国自身力量的改变正在逐渐让局面不自觉地发生转变。如同中共西藏政策四个阶段的调整,虽然在改造、反抗、镇压中均不可避免受到外力的“胁迫”,比如国内政治动荡引发的民心涣散,再如国际上的风云际会对中共求稳心态的触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也即中共自身力量的改变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对藏政策中体现出来。当世界各国因为中国的不断崛起而拒达赖于千里之外,这又何尝不是中共希冀的“坐享其成”?

鉴于此,北京对达赖喇嘛不理会的态度,在延续以往政策的同时多了一份坦然和自信。有声音认为,西藏问题或在大胆的习近平任内出现质的改变,而不是简单地延续80年代的“反分裂”和“维稳”。毕竟,习近平在改革和反腐领域的大刀阔斧的作为,已经让世界为之一震。问题在于,正是因为外界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故而不论性质为何,同与不同,均认定以习力挽狂澜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可以做的与众不同。但是,西藏问题这一历史根脉颇深、牵扯主权问题的敏感事宜,与中国家门内的改革和反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故而要实现突破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是无法简单盖棺和类比的。首先,在中共看来,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与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在此前提下,一切意图损害祖国统一和实现分裂的群体,均可划归到敌对势力的阵营中。其次,对意图颠覆中国的外部势力严打,对内相对柔软的切割思路和做法贯穿始终,此一点在新疆、台湾、香港问题上均有所体现。不过,中共也应防止因认识上的偏差出现态度和做法上的错位。最后,受东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攘外安内的求稳情结,致使中共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时至今日,当西藏问题再次摆上台面,当实现突破的重担落在敢作敢为的习近平身上,外界的希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正是因为中共的西藏政策深深根植于东方文化,所以想要突破的可能性就变得异常困难。正如中共对西藏的改变,往往改变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藏文化下的西藏之“里”,却是单凭中共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改变不了的。然即便如此,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存在,即一个强势的领袖在关键时刻的出现,让改变发生。比如习近平之于中国,尤其是“新常态”的提出,似乎暗合着范式转移的轨迹,但不得不说其个人执政色彩在其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同样地,让西藏实现常态化,比如不再有藏人盲目的自焚,不再有达赖喇嘛在西方频繁制造与中央的对立,不再有北京对西藏罔顾文化因素的强力镇压,习近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可厚非。但中共需要明白的是,西藏问题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而是遵循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逻辑。此外,对于西藏,有些是可变的,比如城市建设,有些是不可变的,比如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文化。唯有理解了西藏的“变”与“不变”,已经夺得国际话语权的中共才可能实现对藏区较为稳固的统治。正如多维新闻在《近思录:达赖喇嘛的回归之路》中所建言的,既然双方都寻求历史性的突破,达赖喇嘛方面不妨展现最大的诚意,而中共也不妨给予其最大极限的宽容。我们也不妨抱以最为乐观的姿态去看待当下双方的接触,毕竟留给达赖喇嘛的时间已经不多,流亡藏人可供选择的余地也不多,而中共换届以来高层所展现的魄力却是一个契机。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不知达赖喇嘛和中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将达赖喇嘛换做西藏,这样的建言同样适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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