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恐怖症”与中共守疆政策

 2014年9月22日,中国官方终于通报了发生在新疆巴州轮台县城一商铺门口、阳霞镇、铁热克巴扎乡等处的爆炸案,证实了此前网络的传闻。这次爆炸案,距离上次莎车“7·28”暴力恐袭案件还不足两月时间。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恐怖案已越来越频繁。仅2013年新疆就发生了10起,130人丧生,范围也从新疆外溢到自治区以外,而且作案手法也越来越专业,不但策划精密、手段残忍,且目标群体也转向了无辜平民,恐怖之味浓烈。也许正是这种恐怖味道,让外界对新疆产生了“恐怖症”的症状——人们提起新疆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天山牧场、戈壁沙滩,而是恐怖分子的暴恐画面,让人不由自主地恐慌紧张。

大美新疆的金钱与恐惧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新疆的“恐怖症”的确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最具代表的例子是今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案发后一波波“驱赶新疆人”的舆论再次出现,虽然后来在诸多学者、明星以及政府官员的呼吁下,理性区别恐怖分子与新疆人的声音占领了舆论阵地,但是新疆旅游业的下滑还是从侧面暴露了大众对新疆的恐惧感。

新疆旅游局的相关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共接待游客2075.48万人次,同比下降1.01%,旅游收入225亿元,同比下降5.91%。可以说,2014年至今,连续发生了五起为公众所熟知的、在新疆或由新疆籍暴徒制造的暴力恐怖事件,让上半年的新疆旅游业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重创。

虽然新疆旅游业在全区GDP中的占比并不突出,但由于新疆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涵盖山岳、河流、森林、草原、戈壁、沙漠、沼泽、湖泊、绿洲,呈现多层次奇特景观,有着诸多“中国之最”、“世界奇观”的旅游资源。这些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让新疆旅游业成了新疆经济中颇具潜力的一部分。而新疆旅游业开展以来,也很快成为了新疆经济中稳定增长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10年以后,新疆旅游业呈现了“爆发性”增长的态势。2012年,新疆旅游业在全区GDP中的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5.6%提高到2012年的7.68%。同时,旅游购物也有力地推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据测算,仅1997年旅游购物为新疆带来了财政收入达1.8亿元,为新疆铁路、民航、汽车运输等行业提供的收入达2亿元。

从政治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期依赖中央的财政支持不利于新疆发展。但当下,由于恐怖分子的政治冲突,本来前景美好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这无疑在给新疆内部的民族问题雪上添霜。“多次发生的暴恐事件,使得很多新疆之外的客人,对到新疆旅游是否安全,产生疑虑;然后,暴恐事件还引发了各种社会传谣,在国内外市场弥漫,负面影响很大,一时难于平息。”新疆旅游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马睿对记者如此解释。可以说,新疆的“恐怖症”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刻。

政治、经济,谁在改变新疆未来?

毛泽东时期,中国政府借鉴了苏联的民族制度,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治理少数民族,其目的是促使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然坚持这一制度。那么这一制度是否可以治疗新疆的“恐怖症”呢?

从治病治本的原则来说,新疆恐怖症是由新疆内部恐怖分子引起的,治理好新疆,“恐怖症”自然也可以痊愈。但是,近年来新疆局势的不断恶化,外界早已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产生质疑。甚至,民族区域自治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引发“新疆恐怖症”的诱因。有评论认为,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冲突的加剧,显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失败。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网站上发表文章,他认为,新疆暴力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所引发的问题。刘军宁怀疑中国的民族划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能否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集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不仅民族这个概念语义不详,含糊不清,而且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名不副实。首先这些区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第二,每个所谓自治区都是多个民族共同生活,没有理由由中央指定一个民族来管理这个区域。

事实上,这些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终究是围城外的猜想,对解决新疆问题也只是纸上谈兵。中国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这对遵循大一统传统的中国而言,是不容动摇的。其次,本质上看,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共集权体制下产物。在这种体制下,对地方政权的开放也只能到“民族区”自治的程度。这些所谓政治上的因素,牵涉到国之根本,中国政府又怎么会“以多元共治或联邦制度取代民族区域自治”?而回归近日的新疆“恐怖症”,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结果吗?

从理论上看,民族区域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实践中不难发现,由于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让这种自治权很难落地新疆。再加上,新疆汉族在新疆政治上本身的优越性,加深了同一个地区的两个民族竞争资源的矛盾。不得不说,中央在政治上的绝对权力,让初衷为互帮互助、促进民族融合的自治政策产生了偏移。这些年,中国政府也不断尝试新的政策,尤其胡锦涛后期,民族自治制度发生新的变化,在保持一个中国立场上,经济政策也成了解救新疆的一个阀门。

2010年,张春贤入疆,“柔性治疆”被视为解救新疆问题的新方案。从屡屡刷新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张春贤拿来了邓小平当年不争论的政策,着力于推动经济的发展。然而,梦想饱满,现实骨感。纵使中央政策不断调整,新疆问题却已越演越烈,尤其是2013年,新疆一直被恐袭噩梦笼罩,在这样的“外患”下,张春贤又能如何柔性治疆?“历来治疆难。虽然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总结,但这都不能完全解决当下新疆的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位官员称,张春贤的思路是要跳出“刚柔轮回”的治乱循环,着力发展现代化新疆。

现代化的新疆,这与习近平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不谋而合。但是,新疆不是大陆,张春贤时代的新疆也不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因为政治权力的绝对地位,又加上民族文化上的惯性,在汉人做主导的新疆政治圈,经济发展自然会失衡。更可怕的是,经济的贫富差异则直接反应在了基层民众的生活里。譬如,富饶的北疆里汉族占据全疆汉族总人口的73.29%,而相对贫困的南疆却有着全疆维族人口的88.15%。在政治决定一切的中国文化里,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力量自然难以发挥作用。

守疆是“守护”非“占有”

可以说,不解决新疆问题,连经济发展都会搞不上去,“现代化的新疆”更是无从谈起。原则上说,新疆的“恐怖症”起源于民族公平。从心理学来说,这符合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四种需求——尊重的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守疆的民族区域政策都强调了,民族区的自治权。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其一,就像上文自由派学者提出的那样,这种自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虽然中央,各少数民族区域设立了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但在国家的统一领导里,这就相当于把新疆的发展,都放在了那个掌握新疆自治权的个人手中。如果这个人不了解新疆,不擅长解决民族冲突,民族区域自治也就形同虚设。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其二,在看似可操控的民族区域自治里,也存在着自治领域和北京权力的断层。很多人认为,新疆的问题,主要在北京的一权独大上。其实,下放的“自治权”,很大程度上让政府的权力附上了“狐假虎威”的彩色。这尤其考验中央的用人,如果采用的是一批执政素质不强的人,就很容易在治疆时,出现权力腐败。这些年来,从新疆公务员岗位到经济资源,在维、汉两族人数中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而很多不明真相的维族人,就会把造成这种不平等发展机会的责任,归咎到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头上。遗憾的是,当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的反腐运动之时,早被新疆学者痛斥的腐败问题,却一直未见动静。

其三,从自治政策的内涵来看,表面上中央给予了少数民族不少优惠,但仔细分析这些政策却更像“恩惠”。譬如,少数民族生育和教育优待政策。尤其在教育上,这不但让汉族觉得不公平,也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嫌疑。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优质进化,来源于民族个体的质量。教育作为快速提升群体质量的手段,也会在反向操作中产生负作用。就像,同样的高考生,少数民族低分个体虽然可以和汉族的高分个体一样进入同一个大学,但是这种操作,在无疑间放低了少数民族个体的自我潜能,却在整体上降低了整个民族的进化能力。

因此,当下的区域自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生来平等”的基本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出力不落好的事情,其后果就像慢性疾病,平时不为人知,一旦觉察必是民族冲突之时。而当下,必须承认的是,在这种人性的隔阂中,中共的“守疆”问题已经日益突出,新疆的政治也越来越诡秘。。

一些长期扎根新疆的学者认为,新疆问题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民族之间的矛盾,虽然被目标明确的政治恐怖袭击所掩盖,但它的变化,却让新疆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恶化。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第四日,香港《明报》引用了香港浸会大学余振教授的一年前名为“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的调查,发现维族有87.1%、汉族有85%的人回答说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高兴。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新疆问题,并未触及国之根本,虽然调查中也发现汉维两族的一些歧异,但大多数维族人民对一个中国还是认同的。可是,在一系列的暴恐案之后,现实的经济压力、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的觉醒都在让维族人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试想:生活在同一片疆土,汉族人是高楼大厦,维族人是“破旧茅草屋”。同样的读书知字,汉族人可以平步青云,维族人只能扮演社会经济活动的打杂角色,“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能持续多久?尤其,时至今日,在诸多新疆恐怖袭击案的阴影里,连围城外的大陆人都对新疆都产生了“恐怖症”,更不用提一直在恐袭环境中生存着的“新疆人”的心态变化。

由上可知,引发新疆“恐怖症”,不但是维、汉两族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权力所产生的社会生态问题。随着中国民族自治政策的不断扭曲,中国的“守疆”不见了对家人、国土的“守护”,反而更多了“占有”意味。这也导致了当下的新疆,不管在民族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很难成为中国“正常”的一部分。而这或许,正是民族区域自治最应该反思的地方。

从新疆任何一个巴扎(集市)出发向西,都能走过中亚,直抵欧洲。地处欧亚大陆地理中心的新疆,一直在中国的政经版图中占有一个特殊且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在新疆政策作出调整的主要原因。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政府在守疆政策上的调整也是有目共睹,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呼吁下,“大美新疆”能否恢复往日的美好,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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