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为何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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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一场阵雨过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从澳大利亚飞来的航班上,走下一位身着深色西装、表情平静的中年男子。他就是现年50岁的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廖武。

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10年逃往澳大利亚的郭廖武,在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百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以下简称“百名红通人员”)中列第34位。一年多来,在海外追逃行动人员的劝返下,终于决定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三分之一归案,郭是第33名落网者。

7月9日至15日,一周时间里,包括郭廖武在内共有3名“百名红通人员”选择回国自首。截至目前,在这三分之一已归案人员中,自首者已达18人。特别是2016年以来归案的外逃人员中,超过七成是主动投案,形成了一波集中自首的小高潮。

对此,大陆官方媒体评价称,这是开辟海外反腐战场取得的明显效果。不过,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与海外追赃追逃的政策灵活有很大关系。虽然对于外逃人员回国自首的原因,官方表态常见“八字总结”:法律震慑、政策感召,但是梳理一年多来海外追逃工作的资料和具体案例不难发现,在这8个字背后,相关机构和追逃人员做了大量工作。

“不仅仅利用一切手段去查,还要用政策来‘攻心’。”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事实上,“内心长期受到煎熬,难抵心理压力”,正是大多数外逃人员决定自首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以外,寄望自首可获轻判、海外生活不如意等也是常见原因。


归案者过半系自首

“一路上觉得很轻松,因为自从决定回国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总算回来了。”“说老实话,这么多年在外面,一直可以说生活在愧疚之中。”2016年7月13日,因涉嫌诈骗犯罪而逃亡18年之久的原深圳玉威实业公司总经理.朱海平,终于从美国返回,投案自首。面对早已等候多时的大陆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他异常平静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两天后的7月15日,潜逃澳大利亚6年的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廖武也同样选择了回国自首。

2015年4月22日,根据海外追逃“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不过在名单发布之初,海内外不少人士对此持观望态度,因为这些榜上有名的全球通缉犯,有的身负贪腐大案要案,气焰嚣张;有的身在西方发达国家,自恃有当地法律保护;有的则潜逃多年,早已难觅踪迹。不过,名单发布后仅3天,首个外逃贪官戴学民便被缉拿归案,而2015年当年,就有18人落网。此番追逃力度,有目共睹。

2015年6月25日,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败露而潜逃加拿大的原太原迎宪焦化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牛丽英经劝返,回国投案自首。她是“百名红通人员”第4个归案者,也是第一位主动投案的外逃人员。在她之后,外逃人员开启了“自首模式”。

据统计,在目前落网的33人中,除2人已在海外死亡,其他归案方式包括由警方缉拿归案、遣返和经劝返主动投案等。其中,主动投案者共18人,比例超过一半,且随着行动推进,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归案的18人中,7人系主动投案,占比38%。2016年1月至7月15日归案的15人中,自首人员多达11人,比例超过73%。

这18位主动投案的外逃人员,此前绝大部分藏匿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嫌的罪名包括贪污、受贿、职务犯罪、挪用公款、诈骗、洗钱等,最长的已经潜逃超过18年。

自首者中还不乏涉嫌贪腐大案的“知名人士”。其中,位列“百名红通”第4位的原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玉荣,是已落马的前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之妻。2005年,石发亮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无期徒刑,而作为同犯的黄玉荣,则与儿子逃至美国,逍遥法外。2015年12月5日,黄玉荣自首回国,被认为是当年海外追逃有力的收官之作。

最近一位归案的国企高管郭廖武同样是海外追逃焦点人物。曾经在中央和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位列世界钢铁企业第四位的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任职副总经理,兼任武钢澳大利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郭廖武,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曾主导武钢与澳大利亚矿产公司WPG合资开发的南澳中部矿产项目的推进工作。还曾在与澳洲上市公司Centrex公司合作开发的另一个澳洲铁矿项目中担任过武钢的代表和董事。不过,自2010年8月便“滞澳不归”,被湖北当地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此次郭廖武在劝返下主动自首,被看做是湖北省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大成果。


追逃“攻心计”

发动亲友展开劝返攻势,是追逃人员最常使用的心理战术之一。2015年10月13日,曾靠假冒客户资料重复办理购房按揭贪污公款的原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经警朱振宇,在出逃美国12年后,选择主动投案。朱振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与成都市检察院追逃专案组一直以来通过其亲人进行的劝返行动有重要关系。

虽然潜逃的朱振宇行踪难以掌握,但是专案组通过案情分析、走访调研等侦查发现,朱振宇的父母退休后一直在上海生活,而朱振宇潜逃后可能通过一些途径与父母联系过。为此,专案组于2015年6月派出数名侦查人员赴上海、浙江、深圳等地长期驻点侦查,确定了朱振宇家人在上海的生活轨迹。

在获悉朱振宇的母亲患病,小孩正在就学等信息后,专案组分析,朱振宇潜逃13年不能回家,其内心可能正因对家人的亏欠而承受煎熬,如果能说服朱振宇的父母配合检察机关劝返儿子,成功率较高。于是明确了对朱振宇“劝返为主、追逃为辅”的追逃策略。

. . . 未完,详情见《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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