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记忆的罗生门【2011年第30期】

曾经是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北岛等人,继集体记忆《七十年代》之后,又邀约这所毛时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在事隔四十多年之后,从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和情感出发,重访了1965年至1970年北京四中的运动现场,完成了《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为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见证。

书中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就是北京四中在1965-1970年的红卫兵运动中是否发生武斗,如果确实发生,那么暴力的程度如何,对当事人构成的伤害程度又如何。这些都是历史的关键问题。秦晓是当时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根据他这个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当时四中一帮学生搞突袭,将校长杨滨拉去游街,戴高帽。主任孔丹和秦晓等采取各种策略,保护了杨滨。秦晓还引用杨滨临终前的话“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来证明“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那么,果真如此吗?

同为北京四中红卫兵组织发起人之一的刘辉宣,就尖锐地指出:“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绩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遍览《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不同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记述,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当时确实发生了针对教师的暴力。秦晓的说法具有强烈的为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运动辩护的色彩。而之所以北京四中没有发生殴打、羞辱教师的神话会被编织出来,据刘辉宣的分析,是因为这些经历此次创痛的老师都不希望重提往事,也不愿因此而给当年学生的今日生活、工作带来不便。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运动,除了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之外,也有学生群体的家庭出身、社会等级、教育背景等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长期“潜伏”的族群冲突的导火线。北岛认为,北京四中既是“贵族”(红色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这就表明,红卫兵运动的起源除了意识形态、高层政治斗争等因素,其实还有学校里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里积累的压抑感与隔阂感,这些族群也是利用高层释放的空间来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然,《暴风雨的记忆》除了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式描述之外,也有历史叙述之外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论述,更能够折射这些经历过时代风潮的年轻人,在岁月磨洗之后人性的斑斑痕迹。大致来说,以见证人自居而保持审慎的价值立场的居多数。这些人中间,刘辉宣的言论虽然略显极端,却也颇值得反思:“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刘辉宣认为中国带有暴力色彩的红卫兵运动,对1960年代的世界革命有典范意义:“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像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60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卸责论述”,归咎于体制和高层,是从消极的层面来为红卫兵运动进行辩护,而从红卫兵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来进行辩护,又是从唯结果论的积极角度巧为辩护。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文革一代人的观念中比较具有普遍性。受害者的论述最容易牵引后人的同情之心,而革命者的论述更是容易刺激世人的蓬勃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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