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陆建筑市场危险链条

上海余姚路惨烈的浓烟消散已多日,由此揭开的工程项目交易灰色链条却是一场更艰难的制度灭火战。

 “如果说中国哪个工程建设项目一点问题没有,我倒觉得惊讶了。”陕西某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袁伟说。

袁伟从事工程建筑领域工作已经十多年,他认为,“上海11·15事故”的发生实属必然。长期以来,中国建筑行业中的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痼疾,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这早在1998年,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俞正声就曾在全国有形建筑市场现场会上点出,“工程的层层转包和违法分包,是当前建筑市场上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只是,12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建筑领域,高资质投标,低资质进场,无资质施工,已几乎生根发芽成为业内的一种潜规则。

发包的暗标准

中国建筑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该项制度的建立始于1984 年。当时建筑业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制形式,建设工程被列入政府计划后,被分配给具有相应规模的建筑企业。为了有效进行建筑质量的监督管理,国家参照了前苏联对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模式,即对建筑企业设定相应条件,达到的即授予不同级别的资质,未授予资质的不准许进入建筑市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大陆建筑业企业和从业人员数量激增。为规范建设市场秩序,2001年建设部首次提出劳务分包企业的概念,将建筑施工企业划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3个层次。有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参与工程竞标,有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则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

国际上在工程建设中普遍采用这种分包形式。承包商将专业性较强的施工任务分包给专业施工企业完成,如安装工程、机械化施工工程、基础和打桩工程、高级装饰工程等,促进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借助专业分包商的投入,承包商也弥补了自身人力、技术、设备等不足,降低工程成本和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但这种市场分工而来的模式引入中国,遭遇一系列非市场因素后,发生了畸变。

这还得从资质说起。企业的资质因级别而异,分别由国家及各省市建设部门颁发,每年审核一次。企业只有取得相应资质,才能在允许的行业、范围内从事相关建筑活动,进行项目竞标。以此类推,专业承包企业及分包企业,也都实行资质管理。

在招投标环节,承包商为入围投标,“走关系”已经付出部分资金。由于目前中国多数省市实行“最低价中标”政策,入围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时,不得不一再压价,合肥市建委工作人员刘建伟(化名)透露,一些工程中标企业报出的价格甚至低于工程成本价的一半。工程到手后,分包下去,势必抽取相当利润,以弥补之前付出的成本。二级承包商亦如此。层层分包,工程资金就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挂靠所产生的费用及打通关系,到最后,真正承建工程的企业或组织,只能通过偷工减料和缩短工期,降低工程造价,以达到赢利。

除了挂靠,一些大型公司在各地盲目建设分公司,也给建设市场的安全保障带来隐忧。由于企业资质的获得和升级,都必须符合国家对企业产值的有关规定,导致很多企业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大,市场上出现大量特级、一级资质的总承包商。一些具有当地行政资源的地方企业借机加盟信誉良好的大公司,而大公司至上而下的内部管理远远落后于企业扩张的速度,导致一些分公司在承建工程时,无法达到与其总公司相匹配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标准,事故也就可能由此发生。

“倒金字塔”监督

很多工程事故调查结果均将原因指向层层分包现象,国家有关法律也对分包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刘建伟介绍,事实上,工程建设链条上有很多道防线,但凡守住了其中一道防线,都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工程质量,遗憾的是,每道防线都极容易突破,防线连环崩塌,工程事故自然层出不穷。

缘何质量监督体系层层崩溃?层层分包到最底层后,执行施工任务的往往是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农民工。按照有关规定,承包商应该派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监管。但很多情况下,由于工程是由有行政资源的分包公司取得,即便是承包商的技术人员有心监管以保证工程质量,分包方为节省建设成本,定不会接受监管。

袁伟介绍,从平顶山到洛阳有一条高速公路,长100多公里,招11个标。中铁一家下属公司,跟袁伟所在的公司找到同一位领导。那位领导让两家公司都入围并且参与了最终的竞标,最终标书只发给袁伟所在公司,随后中铁下属公司进行了疏通。为了给个交代,那位发包方领导就将袁伟公司的标强行分了一部分给中铁下属公司,这样使得同一个标两个公司在做,而且承包方与“分包方”并不能形成任何法律上的委托文件,也就无法对其工程进行有效监管。“分包方是否再将工程分包出去,我们也无法知道,就算知道了,也拿他们没办法。”袁伟称,该高速公路另外的标段也大多这样操作,导致一个工程二十来个公司在施工,质量和进度都参差不齐。A标先干活,先通车,到A标段的路面都翻修两回了,后面的标段才刚通车。路面不到两个月就坑坑洼洼,发包方本身因为存在暗箱操作,也就没法追究谁的责任。

发包方和承包商无法对工程实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或可寄望于第三方—监理公司。然而,暂且不论监理公司是否存在资质作假的问题,由于监理公司本身也得靠从发包方拿监理标,与发包方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某些工程质量问题上,只要发包方默许的,监理公司也不好照章办事。加上某些监理公司由于在投标上支出了运作成本,有可能将这部分资金从分包方找补回来,也就导致其无法真正对分包方的施工进行有效监管。李秉德毫不避讳地称,“发包方、分包商与监理这三家,通常都是穿一条裤子的。”

 

 

但资质发放的同时,也为招投标埋下了三大体制性栅栏:与政府有血缘关系的国有企业,相对民企,挟先天优势;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形形色色的形式和手段,限制有专业施工资格但属非本系统单位的承建权;地方政府优先照顾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经济,造成市场分割、画地为牢。在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体制性障碍的基础上,中国建筑市场发包方的招标要求,进一步将部分有资质的企业排除出竞争者之列。

袁伟坦言,在招标这个环节,和发包方相关负责人搞好关系尤其重要。“可以这么跟你说,我们公司拿到的标的,基本上都是靠关系拿来的。”所谓“靠关系”,就包括使发包方在制作招标书的时候将条件向自己公司倾斜,并及时了解工程成本核算等内部信息。

种种明枪暗箭,都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只能靠挂靠、转包和违法分包才能接到项目。

资质的诀窍

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建筑企业名义承揽工程项目的行为。一些有资质的建筑企业从纯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 将自己的建筑资质和营业执照有偿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承接工程,并收取管理费用。

安徽合肥从事照明工程十余年的李秉德透露,即便是有资质的企业,也可能不具备工程施工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员。因此资质申报及审核这个环节,做假的不少。“比如我们这边有20个电工,都是假的资料,连项目经理都是假的。很多都是相互挂靠,相互借用,在分包项目上真正干活的人员,都不是我们报备资料的人员。”李秉德说。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网上满眼“一级建造师挂靠”,为技术人员挂靠企业牵线搭桥。挂靠要提供相应证书。安徽资深高工和设计师刘晓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各地证书价格不一样:一个证书高的一年可达四五万,低一点的一两千元。他本人同时拥有四五个专业注册资格证书,单是证书挂靠收入,每年就可达近二十万元。

租一个办公室,借几个工程师资质,一个小的建筑公司或劳务公司就办起来了。拿到单子之后,立马把它包出去坐收渔利。很多二级承包商也并没有自己固定的施工队伍,或是再分包,或是接受他人挂靠。而二级承包商所找来的分包商和挂靠旗下的分包商或许还要去找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去找小包工头。

2007 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 调研报告中提到,“一些资质较低的企业, 通过挂靠高资质的企业, 借取其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参与投标,利用被挂靠企业的良好社会信誉骗取中标。中标后进行施工或转包, 结果使施工现场管理混乱, 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均无法保证,严重影响了建筑工程质量,扰乱了建筑市场秩序。”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分包商拿到工程后的再分包率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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