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林书豪”现象-社会制度的影响

作者:台湾作家、政论家

2000年美国大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共和党提名的布什和民主党提名的高尔相持不下,最后靠着最高法院的关键投票,将总统大位给了实际上获得较少选票的布什。很少人会记得,在民主党初选中,有一位出马竞选,后来败给了高尔的人,名叫比尔·布莱德雷(BillBradley),他的主要政治资历是曾经当选过三届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参议院待了18年。

 那么,当选参议员之前,布莱德雷是干什么的?或者该问:1978年,他凭借着什么样的条件,当选参议员的呢?答案是:他是NBA的明星球员,在NBA打了10年的球,1977年退休,他的名气如此响亮,轻而易举就选上了参议员。1967年,布莱德雷加入NBA,第一年打的球队,是纽约尼克队,就是林书豪目前效力的那支球队。

布莱德雷和林书豪还有更重要的相似之处──布莱德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NBA历史上第一个常春藤名校毕业,成为NBA球星的。换句话说,“哈佛小子”林书豪带着傲人的学历闯荡NBA,不是空前的,布莱德雷40多年前就干过这样的事了。

如果不将眼光局限在职业篮球场上,放宽到所有的美国职业球赛领域的话,尤其把在亚洲最少受到注意的冰上曲棍球加进来,那么我们会发现常春藤毕业生、哈佛毕业生去当职业球员的,太多太多了。冰上曲棍球在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棒球、美式足球和篮球,是第四大职业球赛。冰上曲棍球的大学联赛,实力最强、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常春藤联盟。换句话说,全美最好的冰上曲棍球新秀,很多都在常春藤盟校,职业冰球球员当然锁定常春藤盟校来征才,再自然不过。

林书豪很特别,但他特别的程度,可能没有台湾或中国大陆社会以为的那么严重。关键在于,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有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深信会读书的小孩,没有道理选择去当球员,因而也就会对于能够从哈佛毕业的林书豪,竟然选择去打球,感到如此不可思议。还有,这两个社会的人,也都普遍存在着职业高下的固定评断,总觉得打球当球员,就算打得好、打得成功,都是相对低下的职业,更何况决心闯荡NBA时,林书豪根本没有把握能够在联盟里有怎样的表现,那他为什么不善用哈佛学历,去找“更好的”工作?

顺理成章地,中文媒体就会将报道与评论的重点,放到林书豪的父母身上。他们一定很不一样,栽培小孩念到哈佛毕业,竟然愿意支持他去打球!的确,林书豪的父母非但没有阻止他的篮球梦,甚至他对篮球的喜好,主要还是他爸爸启发的。这样的态度,也和这两个社会中设想的家长很不一样。

然而,造就林书豪真正最大的力量,毕竟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尤其是和我们很不一样的部分。首先,大学念什么,不必然就决定了你未来走什么路。人有权利,也有空间在年轻时去摸索自己的可能性;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画好一个圈圈,给你一套固定的训练,而是给你充分的刺激,寻找到自己最想做、最有本领去做的事。没有那么天经地义的规范,念了哈佛大学就一定得要如何,要不然哈佛大学也就不会在美国成为那么重要的好学校了。此外,一个年轻人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他自己的觉得,和他父母的想法,没有关系。相应地,到了大学阶段,到了大学毕业,年轻人的父母也不会决定自己有权利、有办法帮孩子做选择。并不是说“开明的”父母特别宽容子女,而是大部分“正常的”父母都不觉得自己可以去干预子女的未来。和我们的习惯相反,不干预是正常的,干预才是奇怪、反常的。

在“林书豪现象”中,我们看到这种美式教育提供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拿来对应参考;另外在关注“林书豪现象”的过程中,又映照出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教育迷思,一种老想用自己狭隘生命预期来限制孩子,改不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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