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面下的秘密历史:台湾出版《蒋中正总统五记》

壬辰龙年春节期间,台湾“国史馆”将《蒋中正总统五记》整理出版。在此前后,台北士林官邸正房二楼的蒋中正寝室对外开放,引来游人如织,在岛内掀起一波蒋中正热。

《五记》原稿是蒋中正秘书王宇高、王宇正仿类抄体例,就蒋氏日记以编年体方式分类摘抄而成,性质属于蒋日记摘抄本。包括记述军政大要处理心得的《困勉记》、自身人格修持的《省克记》、个人读书学习心得的《学记》、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的《爱记》、游历见闻的《游记》,系研究蒋氏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之一。

就内容而言,《困勉记》共82卷,分上、下两册,数量最多,记述个人处理党政事务的心迹;《游记》则分14卷,记录蒋中正游历时所见所闻;《学记》共分32卷,为日记中的读书心得;《省克记》则有24卷,来自日记中“雪耻”栏的自省、自励、克己修身等语;《爱记》则有30卷,为日记中描述家人、师友等的关爱情与人际关系。

118日,“国史馆”主办新书发表会,国史馆长吕芳上说,《五记》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一大盛事,披露蒋性格、家庭生活、读书游历、感情故事、交友应酬、社会观感、国之大事等种种公私记录,提供的资讯足作蒋一生个人行止、近百年历史走向的重要参考数据。

蒋氏日记精华版

蒋中正日记原件现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史馆表示,该馆陆续出版的《事略稿本》属其引录本,而《蒋中正总统五记》则为分类抄本,与《事略稿本》相较,除起迄年分不同,《事略稿本》以政治、军事为主,《五记》则广纳旅游、读书、反省、感情等记述,包融更多更广。相对的,《五记》文字较为精简,可与《事略稿本》相对照,互补研究蒋中正的行事风格、德行事业。

蒋家媳妇蒋方智怡低调出席118日的新书发表会并发言说,蒋中正日记是研究近现代史重要参考史料,“两蒋日记属于国家资产,不是我们家的”,当初她与胡佛研究所商议,日记只是暂存该处,随时都可取回。国史馆长吕芳上则强调:“我们准备好了!日记送回来,保存绝对不输胡佛!”

吕芳上为《五记》出版写序,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无禁区”,这是台湾学术界傲人的宣示。蒋氏日记是“日记学”研究的绝好范例,《五记》的出版让人们还原历史、认识民国,让历史人物活在历史现场。

《五记》是摘录手稿日记的精华版,与原稿内容虽有出入,但两相对照可窥见蒋中正最真实心路历程,也是近代史学者研究的重要材料。“中研院”院士、史学家张玉法说,《五记》的出版,史学界很振奋,但《五记》仍属“二手材料”,只能说是蒋公日记的“引子”,他期待日记能早日出版,提供史》学研究之用。曾任蒋侍卫长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也表示,希望日记能尽快出版。

曾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张祖诒披露,《五记》中有很多史籍并未记载的内容,也反映蒋公个人好恶,如《困勉记》和《爱记》,对胡适有诸多不满情绪,甚至有不屑的言词,或对胡适作人格攻击,极不平常,值得史家多作考证。

曾任士林官邸凯歌堂蒋家私人牧师的周联华则说,蒋在《学记》披露看过的典籍令人惊叹,恐怕大学中文系教授都没他念得多,几乎每页都有他阅读《圣经》的记载,甚至连西安蒙难期间都还在阅读《圣经》。

从《五记》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不仅可参见正史和日记原稿,细细爬梳出蒋中正的人格、心理、生命历程等更细致更具“人性”而不是“神格”的一面,也让读者更清楚,“伟人”也是人!

形塑中正形象

《五记》既经编辑整理,是否还能称之为信史,这是史家有疑之处。根据“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潘光哲和研究员黄自进的看法,只要拿日记原稿和《五记》对勘,就可发现其中奥妙。“《五记》以日记原稿为基础,参考手稿往往能明白事件始末。”黄自进举例说,1920年代初中期,“联俄容共”下远道而来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蒋的关系,就很耐人寻味。

鲍罗廷受苏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106日抵达广州,他和蒋之间有过一段“蜜月期”,至19263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后,双方关系渐趋紧张,最终恶化决裂。两人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927112日一场晚宴。蒋当天日记:

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

《五记》则记为:

十二日抵武昌,晚宴会商谈,散会,叹曰:“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又曰:“为被压迫而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余决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者,而不可侮辱。”因是忧思,终夜不寐。

从两者记录内容来看,出入不大。而此后数日,蒋多次回想当天场景,思考如何处置鲍罗廷,甚至为此郁郁寡欢。1927120日的日记,长字数自述心境,文中竟出现“惟有一死,以谢同胞”的字眼。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罗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四十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罗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

《五记》既是秘书为其分类书写,与鲍罗廷的意见之争,首见《困勉记》,文字与上述120日的日记出入不大;而对“误信鲍罗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的自我批判,则归之于《省克记》,且该处将此前与英国交涉收回武汉与九江英租界的痛苦,全都列入鲍罗廷的“罪状”。

在庐山,思俄顾问鲍罗廷唆使共产分子排外,引使英国交涉,因愤欲自杀,曰:“余自知初之误信鲍罗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省克记》卷一)

《五记》增加了“思俄顾问鲍罗廷唆使共产分子排外,引使英国交涉,因愤欲自杀”的这条脉络,可以补日记之缺,让后人对这桩公案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又如,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意图进取华北。1933年热河战役前夕,蒋中正对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战不前已有意解决,想以张学良精锐部队代之,但张对热河事务无意深究,是以日军以2万人制压号称31万人的中国军队,一举进占热河,全国哗然。

初始,蒋对张学良的反应很不以为然。他在1932720日日记中记述他的看法:“倭攻热河,汤玉麟要求补充,而不言求援,其不愿汉卿加兵热河甚明。汉卿之愚鲁怯懦,诚匪夷所思。先告汤氏,何异先告倭寇,其罪诚等于卖国矣,痛恨之至。无论其汤与倭有否勾通,张是否藉此不进兵热河,余仍照前议,宁可放弃平津,而不能不进兵热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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