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外国人眼中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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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虏的义和团士兵

1898-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交织着血泪和暴力、野蛮和愚昧、屈辱和恐怖的一页。

1900年春,兴起于山东民间的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大地,开始波及京、津等中心城市。这时,华北平原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旱灾,农民因灾荒、饥饿、生死未卜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推波助澜,将义和团运动推上高峰。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罗威那·伯德(Rowena Bird)在华北游历时写道:“这是一个极度痛苦难熬的时期,饥饿威胁着人们,干旱炎热的天气使瘟疫流行,义和团的成员威胁着抢劫杀人、杀传教士和教民?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人们以迫切的心情,用各种手段祈求上天降雨时,保定府的拳民杀了15个新教传教士,之后不久就下雨了。在义和团看来,这证实了他们排外行动的正义性。这种情绪传播到北京,关于降雨和反洋教的揭帖就布满了全城,其中流传较广的一张揭帖写道:“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百万神兵下天庭,除尽洋教送甘霖。”揭帖所到之处,暴力随之扩散开来。英国人普特南·威尔这时正逗留在北京,后来著有《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据他记载,          6月13日,义和团民进入内城,“见人即杀,亦不分辨,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洋人“见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最后,火势愈烧愈广,北京全城之人“皆于睡梦中惊醒,人呼犬吠,嘈杂一片”。

这也是义和团声势最盛之时,北京全城皆在拳民掌握之中。普特南注意到,多数居民家“皆贴有红条,上书信奉拳团之意,冀免祸也”。义和团没有统一的号令和领导,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成了团民,北京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致红布之价格为之顿昂”。

由于手中的武器原始落后,纵火成了义和团最有力的活动形式。        6月15日   ,被围困在使馆区中的塔克斯伯瑞(Elwood G.Tewksbury)给友人写信说:“昨天一整天,四面八方火光冲天,到处充满浓烟,这是义和团经常用来对付我们的最危险最有效的武器”。班布里奇(W.E.Bainbridge)在使馆区被围的最初几天写道:“在军队的掩护下,义和团使用了他们最喜欢的武器,整个星期我们都处于火焰的包围之中。”

两个月后的8月14日,瓦德西率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城从第一阶段拳民的恐怖转入第二阶段洋人的恐怖。当一队美国士兵护送洋人到使馆时,“道旁观者如睹,未闻咒骂,但默然旁观。”对这些深陷战争恐怖不能自拔的旁观者,普特南“颇有忧悯之色”,他由此推想,北京人因“拳匪烧杀抢劫,大受其害,并不真心附和之”。

在饱受拳民的摧残后,北京民众现在又得面对八国联军的烧杀劫掠。普特南亲见“各国军队漫无纪律,几乎无事不可为者”。在他眼里,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不过是“有流氓之技艺,而加以文明之装饰”。而普特南本人同样劣迹斑斑,他亲手枪杀过不少团民,却给自己辩护说是激于义愤,“人之血气既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不能自持。”

20世纪的欧洲人以文明进步自诩,以为古代战争中的野蛮情形将不复重现,但是1900年,浸泡在血与火中的北京,促使他们反思:我们真是文明人?真的不再野蛮?

一些在义和团运动中惊魂未定的外国人事后痛定思痛,认为义和团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的结合体。他们中也有清醒的人士坦然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是义和团兴起的肇因,因为“予等外人罗嗦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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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日本兵和一队俄国兵,夹护着年届八旬的大清国全权代表李鸿章前往谈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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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在教堂中的屠杀。1990年6月13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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