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文革”被抄文物之困

文革被炒文物

众多“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都因所谓的“历史原因”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人们对此信心不足,相关法律也多有漏洞。只有坚持对公正的信仰和对历史的尊重,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算,相关的一切“历史遗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文革”文物相关案件频出

近日,一起简单的文博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让人们重新聚焦“文革”期间查收文物的归属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简称手稿)现身今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会预展。官方网站刊出的介绍称,该手稿内有鲁迅先生的许多校改文字,深具文化含量,极其难得。然而5月13日,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站出来向媒体表示,“这份手稿为周作人先生所有,该手稿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至今未归还”,并借此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拍卖、返还手稿。

周吉宜向嘉德公司寄送的律师函上称,手稿为周作人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稿。手稿为周作人亲笔所书,并一直由其亲自收藏,一直到1966年8月。1966年8月,该手稿同周作人其他物品因抄家暂时脱离周作人。“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向周家后人分批归还了周作人的部分物品,但手稿并不在其中,下落不明,直至此次被嘉德公司公开预展。律师函指出,周作人辞世后,其手稿所有权由包括周吉宜在内的其继承人继承。因此,未经周吉宜及其他继承人同意,任何对手稿处分的行为均为侵害财产所有权行为。

无独有偶。几乎在周吉宜起诉嘉德公司的同时,傅增湘的后人也与北京市文物局对簿公堂。自傅家析产纠纷1983年第一次上诉算起,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涉及名人包括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增湘之子原国家文物局古玉鉴赏专家傅忠谟,傅增湘之孙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等。

傅增湘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去世后留下2万余件古玉、藏书等文物。2010年明,傅增湘三子傅定谟的子女傅钰年、傅延年和傅嵩年致信北京市文物局,要求公开“文革”时查抄及发还财产清单。遭到拒绝后,他们将北京市文物局告上法庭,要求公开傅忠谟(傅增湘的长子)一户“文革”时查抄及发还的财产清单。

不久前,此案在北京市东城法院开庭。北京市文物局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代理律师出庭,提出三条抗辩理由:一是傅延年没有申请信息公开,理由是所邮信件不符合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样式,没有写“政府信息公开”的字样,被作为信访处理;二是查抄

傅家、退还财物都不是文物局做的,傅家来申清信息公开“找错了人’;三是即便傅延年的申清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但也不属于公开范围。

“文革”中被抄家的文物、手稿等未完全归还当事人,当然并非个案,由此导致的案件也并不鲜见。在这些纠纷与案件的背后,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文革”期间的文物查抄

毋庸置疑,1966年夏初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灾难深重的文化浩劫。尤其在“文革”初期的“破四1日”运动中,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

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追述了红卫兵当年抄家的情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一统统堆到院里付之_炬。”

从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国子监孑L庙焚烧戏装开始,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仅在北京城,就有儿万多户居民被抄家,粗略统计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在北京西城区,红卫兵将抄来的字画放在一处焚烧,连续八天八夜,烟火不息。这一运动很快遍布到全国范围:在山东,无数儒家文物在“讨孔”运动中被彻底销毁,在山西红卫兵肆意破坏五台山的佛教曲籍和寺庙文物,连僧人的袈裟都不放过;在福建,仅龙岩一县的农村就交出“旧书”、“坏书”18068本、罗盘83个、“迷信道具”700副、菩萨5712尊、神牌26672块….

万幸的是,不久之后,这种肆无忌惮的文物毁坏行为就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文物处理行为是“查收”、“集中”和‘‘上交”。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其中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则要求:“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红卫兵抄家得来的文物被集中到指定地点、收入仓库,避免了被直接销毁的噩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文物保护行为悄然兴起。著名文物鉴定家孙学海先生,是当时抢救被当做“四旧”的瓷器、图书、字画、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中的一员。当时北京城的四个城区有40多个仓库,如西直门教堂、法源寺、白云观、钟鼓楼、缸瓦市库房、观音寺、八面槽教堂等,存放着红卫兵抄家所得的图书、字画、铜佛、硬木家具等等。孙学海负责分配人力,指挥众人加班加点,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抽调20多名有文物知识的文化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从这320吨线装书中精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其中包括宋版《十三经》全本、赵孟烦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一轴等珍品。

  当时被专家鉴定为精品的文物,很大一部分都被‘‘上交”给国家。根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江主、叶群、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在故宫举行“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间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时任领导人的贪欲纵然令人不齿,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

详细内容见相关杂志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zhengshi/1167.html【责任编辑:凤凰周刊】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