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满洲国”的台湾人

遗失在“满洲国”的台湾人

"满洲国"的台湾人白崇禧将军之子白先勇最近在两岸同步出版《父亲与民国》一书,对抗战胜利国共两军争夺东北,有非常鲜活的描述,勾勒出大时代下,国府最高统帅如何错判形势而痛失东北。

1946年春夏间,国府曾派白崇禧赴东北督战,指挥杜聿明部在四平街击败林彪,继而挥师直取长春。国军这时锋头正键,却由于马歇尔的调停,遂予八路军喘息机会。依白先勇的看法,蒋介石未能采纳白崇禧建议乘胜追击,是东北形势逆转、导致江山易主的关键。

这时在东北,有一群身分特殊的台湾人,见证了国共主客易位的全过程。据估计,这个群体人数至少超过5000人,大多从事医生职业,少部分涉足金融、机电甚至投身政界。他们都是学历较佳的台籍人士,曾经是日本人,后来又是中国人,在1932年“满洲国”成立前后,因不满于殖民地与母国的差别待遇,到满洲寻求发展机会,却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日本战败后亲身经历国共内战。

台湾人眼中的苏军

余锡乾1917年出生于台北,1936年到东北。他在满洲当医生,前后呆了十年,待遇还不错,但最后回台时两手空空,所有房产和投资矿产,都讨不回来了。在他眼中,终战前两三年,满洲国实行物资配给,对生活造成了明显影响,也让他开始感受到战争的严酷气氛。但最严重的还是斯大林宣布参战,苏军开进东北后,表现非常残忍,他们叫日本人开挖战壕,挖完再用战车从日本人堆里辗过,将整堆人埋入战壕。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当时在满洲的台湾人,都指苏联士兵爱抢手表和钢笔。苏军士兵大多出身贫苦,从没见过这些新鲜玩意儿,他们把抢来的手表挂满整个胳臂,到处炫耀,有时公开出售。这些台湾人的口述还指出,苏联军队个性狡诈,他们先第一轮去抢战败的日本人;到满洲人动手抢第二轮时,苏联人就开始拍照,所以照片只留下满洲人抢劫的证据。

苏联大兵也到处找女人,据称日本女人的遭遇都很凄惨。“苏军素质很差,见人就抢。”余后来受访时说,很多台湾人逃到乡下,让女人都把头发剪短,否则像日本女人,都会被苏联兵污辱。那时,他们碰到苏联红军,都不敢说是日本国民,而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苏联人对日本人很坏,对中国人要好一点。

另外,如果有孩子哭闹,他们也会放过女人。所以台湾人碰到苏联大兵时,多半把孩子捏哭,让孩子的啼哭去救女人,这是在满洲的台湾人的自保之法。

在这群台湾人眼里,日本战败后,命运非常凄惨,日本人在满洲的下场,不是被抢、被杀,就是被逼疯,绝望的自杀者屡见不鲜。台南人蔡西坤,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曾在满洲大同学院受训,旋任职锦州警务处,他认识锦州警局内一位高等特务,平日耀武扬威,战后被捉去杀头,首级挂在城门口示众。蔡还耳闻目睹苏军许多暴行,在满洲的日本女人为免遭苏军施暴,都剪成平头或光头,用煤灰抹脸,弄成乞丐的样子。

战前和战争期间到满洲开垦的日本“开拓团”,多半出身社会底层,共有27万人,战后一年内,死了8万人。他们中很多男人被送往西伯利亚,许多人在满洲被当街打死,以致血流成行,也有人在逃难时,叫卖小孩以筹措旅费。这些小孩看到台湾人,也会叫着说,“伯父,请带我走。”令人鼻酸,不忍耳闻。

阜新发电所集体自裁风波

苏军将满洲所有现代化设备,包括发电厂、重工业机器等都一一拆解,运回西伯利亚。台籍工程师傅庆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苏联军队拆解阜新发电所的全过程。

傅庆腾生于1912年,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毕业,1934年2月在老师带领下,前往下关接受南满电气株式会社入社考,录取后到大连本社报到,任职南满电气株式会社。1943年3月左右,他由总公司调到阜新发电所,任担当员(相当于副厂长,随时可担任需要应对的工作)。

1945年8月,傅在阜新发电所通过收音机,听到天皇停战敕旨,社员都哭了。不过,发电送电工作仍照常。8月末,苏军战车部队到达阜新,到处开始暴动,发电所和宿舍区交通中断,一度连食物都接济不上。

为避免发电设备受损,发电所停止了发电机组的运转,但考虑治安,留下傅庆腾和吉冈两人,继续送配电工作,其他值班人员都回单身宿舍。在这期间,傅庆腾和吉冈两人饥饿难忍,曾冒险到电厂周围找萝卜和大葱止饥,他还从发电所屋顶远眺阜新市区,只见到处有火光燃烧。

发电所社员及家属约300人,经常遭到苏军骚扰,最后集中在配电盘室避难。阜新街区一位台籍张医师来电请求,说医院遭抢,希望带家人前来配电室。傅庆腾驾车接他进入发电所时,被苏军发现,两人临时逃到没有照明的小屋里,苏军士兵搜查未果,逼迫小林所长交人。所长宣布,社员连家属300多人,决意全体自裁。

他们决定利用发电所周围的电网自裁。所长交代傅庆腾按下电网开关,并负责善后。这时,担任阜新市长的是中国人黄千里。傅庆腾请医师将苏军暴行和决意集体自裁的消息电告黄市长,说明发电所为确保送配电,对阜新维持治安很重要,要求市长拿出对策,并向苏军司令部通知。

就在集体准备自裁时,苏军派宪兵到来,要求自裁延后。发电所几经交涉,最后与苏军司令官谈判决定:

一、 发电所守卫室设宪兵。  二、 发电所周围电网可通电。  三、 苏兵触电而死,发电所没有责任。  四、 严惩苏兵暴行。

此后,发电所渐趋安定。傅庆腾偶尔见到有来犯的苏兵触电身死。9月中旬,阜新周边的煤矿依然有成群暴徒侵入抢劫,由于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傅不得已,曾经变装混入,从仓库中抢出毛皮外套、大锅等物资。对此,事隔多年他仍深有罪感。

  傅庆腾因为具有技术能力,后来在苏军抢拆发电所设备,动员二三千人作业的特急工事中担当重任,并因此被苏联负责解体电厂的队长看中,提出种种优待,希望拉他到莫斯科。解体工程接近尾声时,苏联大兵直接对他叫“莫斯科、莫斯科”,最后一列货车开走前一天,几乎命令他登车走人。

国共争战,曾用日本人打前锋

傅庆腾本人对去莫斯科意愿不高。他在1946年8月5日前后,加入在满洲台湾难民营,决意返乡。这些难民既见证了苏联在东北的洗劫,也经历了此后的国共斗争。

  翁通逢是台湾嘉义人,1944年前往东北,到四平的医院任职,之后到新京(长春)医科大学教授助理,1946年回台。他在新京经历了好几茬政府:日本投降后,国军没有马上进人,基本靠“满洲国”的军队临时改编为国军,维持地面治安;后来共产党军队进来,双方激战,翁都身历其境。

“双方打仗很奇怪,打一阵忽然停下来,原来是饭点到了。”他说,每天中午12点,双方休兵,各自埋锅造饭;午后1时,再继续交战。“如果谁家的鸡被偷了,就知道是国民党打胜仗了,他们会趁机搜刮,而共产党为收揽人心,多半并不扰民。”

共产党军队人不多,都是老兵,纪律还好,人也客气。翁通逢记得,他们用公审方式进行清算——把犯人捉来,同时召集老百姓开会,细数那人曾做过的事,问大家该不该死?如果大家说该死,就当场枪毙。翁通逢曾在二道河满洲人开的医院当医生,有一天八路军进来找人,问:“翁通逢医生在吗?”他谎称:“不在。几天前请假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后来得知八路军要找他当军医,翁通逢吓得半死,之后赶紧离职,不再去上班。

 在翁看来,苏军背地里支持八路军,扩大他们的军备,不让国军进东北。等到国军开进东北,已是1946年四五月了。翁记得国军分别是新一军、新六军和新编22师。他认为新编22师的年轻军人有“左”倾思想,他们升官后被派去练新兵,手下的部队都整批整批随他们投向共产党。

余锡乾说,日本投降后,很多日本军官被中国军队接收,一部分是国军,一部分则是八路军。四平之战进入最后的巷战阶段时,日本人都被双方用来打前锋,分穿不同制服,受伤了才知彼此都是日本人。另有一些高技术人员被留了下来,像余锡乾师从过的内科教授小野寺,光复后被蒋介石留做御医,三四年后才让他回去。

东北南大门锦州,因为离关内很近,中日战争期间较少受破坏。战后初期,国共在东北较劲,双方部队在锦州进进出出,先是八路军和苏军进来,紧接着是陈诚的军队,后来又有杜聿明的军队。蔡西坤在锦州见过八路军,他们拿根棍子,上写“招兵”两字,谁想当兵,跟着走就行了。

蔡西坤说,1946年4月底,留在锦州的台湾人集合一起,经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安排,由葫芦岛返台。

......未完  王彦晨  (本文参考许雪姬《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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