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67:暴动还是抗暴?

《香港,1967——文化大革命漩涡中的香港》 余汝信著

 

罕见的1967年香港的文革暴动

1967年是香港历史发展的分水岭,早已是社会共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港英殖民政府在该年之后大力推行香港的都市化,同时实施各项有利民生的措施,促成了香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跃升为现代化国际大城市。而香港人对于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以及对其城市居民身份的普遍认同,亦适逢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然而,对于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今天香港社会形态的历史源头,即1967年的一场社会动荡,时至今日似乎仍然覆着一片无法完全揭开的面纱。

其实,有关的历史材料早就不缺,尤其在“九七”以后,越来越多藏在中国和英国政府内的机密档案陆续解封,或以不同形式广为流传;要对当年一系列重大事件有一个概括性描述,再也不是难事。因此,面对“六七”这个禁忌一般的数字,最大的难题反而是,我们应以何种立场去说这一段历史?每一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立场,理解事件的方式亦各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因此才会得出诸如“六七暴动”、“反英抗暴”或“港式文革”等不同的结论。而尤其是在官方舆论的领域,这种一锤定音式的说历史方法,通常都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六七”的面纱一直没有完全揭开,正是因为它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

严肃研究历史的人,绝对不会如此。《香港,1967》的作者余汝信以内地“文革”研究者的身份,进入他不熟悉的香港历史领域,正是希望以严肃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不要偏听,而是以全面的角度还原香港的1967年。他认为,过去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论者虽已有不少深度分析,但史实查证的功夫仍有不足,不尽不实讹传误读的地方仍然很多。内地学者大多无法掌握第一手的香港历史材料,也缺乏查证渠道,往往只能借助二手数据,因此在描述当年的情况时,在很多细节上都出现谬误。而香港的研究者虽然能获得很多第一手数据,但由于当事人对当年中共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并不了解,以及种种关乎有关人士的利益和名誉等问题,令这批所谓“第一手数据”依然有很多不可靠的地方。因此,余汝信相信,有必要重新整合分别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材料,才能还原历史真貌。

余汝信写作本书的立意,本来是很值得赞赏的。可是,在着手整理这两方面的材料时,他却同样犯了“偏听”的错误。本书依照历史时序书写,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分别叙述了1967年前一些历史状况,包括五六十年代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内地“文化大革命”和澳门“一二·三”事件对香港左派和社会舆论的冲击、以及1966年香港天星小轮加价事件的来龙去脉等。第二部分是大事记,其中按月份分别详述1967年5月至8月的各项重大事件,以及当时北京对事件的反应。第三部分是结论,余汝信引述了不同论者对事件的总结,并加以评价。在书中,尤其是在第二部分的大事记,余汝信所依靠的主要是香港和内地的剪报,其中不少篇幅更是大量地直接征引报道和社评,而鲜有加上其个人的分析和批评。问题是,直接征引当时的报导和社评,是否就能够重构历史的真相?在这一大堆原始材料面前,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其实应该再去追问这些材料的产生条件,例如当时社会上的气氛如何影响左派、中间、亲国民党和亲港英政府的报章立场和报道措辞。又例如内地《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官方喉舌,当中所陈述的是否就能反映政府和党内内部对香港问题的真正态度?更进一步说,对于那些已然解封的港英政府档案,书中几乎是全无引述,这无疑是放弃了一个可以重构这段历史的主要视角。

由此,即使《香港,1967》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丰富的材料整理工作,但就历史研究的方法学而言,本书未免太不成熟了。书中有意无意对港英政府的档案材料略去不提,反而大量征引内地官方材料,以图证实绝大部分香港左派人士的行动皆获得中共中央的首肯和支持,似乎就是要为事件的正当性找寻其历史依据,而并非纯粹重构历史真相那么简单,这也说明了为何书中缺少了香港左派以外的其他立场和见解。同是今年出版,由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家伟所写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大概,历史并非只有一种,尤其是在香港这个复杂的历史场所里。

 

《凤凰周刊》2012年27期  邓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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