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大航海失败原因:海权意识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
 

本文摘自《中国科学报》2012-09-03第B4版,作者:赵楚,原题:郑和的大航海为什么失败

近年来,有人不时回顾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经历,感慨道:要是明初继续支持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则后来泰西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必将改写,从而今日也不会有主权争议的麻烦云云。

然而,历史学面对的不是实际未发生的可能之事。郑和的航海活动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文明的力量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而完成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变。此中自有至今仍值得汲取的教训。

史载郑和的首次远航发生于1405年,相距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要早差不多100年。尽管后世历史学家对郑和航海的贸易意义有特别的强调和罗列,但历史学家推测,郑和航海还是为了宣达国威,巩固朝贡体系,其次则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再次才是所谓“互市”的经济利益。

中国自古作为幅员广大的国家,因为物品丰富,以及儒家教化对于方外珍奇的鄙视,使得朝廷不可能有直接追求史无前例的经济财富的政策理念。而推动西班牙和葡萄牙探索遥远海路的冒险,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垄断香料贸易、寻找金银矿藏的经济动因始终是首要的。这也与当时欧洲兴起中的列国竞争环境有关,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有安全的根本需求在起作用。但就中国大的政治地理环境而言,朝贡体系本身是一种获取和保障安全的现实主义与低成本政策,一旦这种体系随新王朝的巩固而完善,则外部的安全危机基本就能处于被有效管理的状态。

再就明初的国防需要而言,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明成祖迁都北京,说服士大夫阶层的理由就是防止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对南洋海外宣示威力,是为向北的战略攻防服务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投入巨量资源支持这样的战略间接路线。

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史载和传说中的巨大宝船建造科技是否真实呢?从欧洲风帆战舰时代的实际情形看,中国在此时期建造出适合远洋航行的巨大木质风帆舰船,是可能的,但即令承认造船技术上的可行性,郑和大航海活动的结果,依然是难以按照我们愿望的脚本发展。通过对欧洲海权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海权与技术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受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先的时代,他们并未建成堪与后世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比拟的殖民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体系,而且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社会价值的全球体系。

新兴的英式殖民体系与近代化工业、市场活动相表里,蒸汽机动力的钢铁巨舰有机地把全球基地体系和市场体系连为一体,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怪兽。这在郑和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即使考虑到明清岭南人民自发的下南洋谋生活动,虽然也动人心弦,但依然不具备与西方殖民历史类比的含义。回到本文开头,在明初社会,无论技术上,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可能支持国民对南海,尤其是今日争议的南沙一带,做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发。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在此前提下,社会从政治到产业制度,乃至普遍的伦理都支持海权的扩张,并视其为全社会重大和核心的共同利益。

所以,郑和麾下神奇、辉煌的大航海舰队消失于往日的迷雾中,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海权之路,今日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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