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民间保钓运动是何时开始的?

 

“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地区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当时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台湾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讲述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民间保钓的开端:70年代台湾保钓风起云涌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勒克儿(微博)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1970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钓鱼台(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此事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插旗宣示了主权,在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道:“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日文章见报。据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把旗取了下来,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蒋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1971年的美国大游行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地区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旗,日本人把旗送还的时候,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大风社”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

记得1970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地区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地区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请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他的支持。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就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办了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办刊物联系了一帮好友,为了加强彼此联系,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周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蜡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关注。

未完...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9期,作者:袁越,原题:《保钓运动的起源》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zhengshi/1630.html【责任编辑:周文菁】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