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年轻干部队伍现多元化格局

 

2013年2月1日,1970年1月出生的时光辉当选上海市副市长,成为中国首位跻身副省部级官员序列的“70后”。随着地方党政换届的展开,45岁左右的副部级官员成为中国政坛的新生力量,大批“70后”开始走上正厅级领导岗位,丰富了中共干部梯队。

干部梯队,是中国政治独有的一个名词。时至今日,梯队建设已成为中共组织构建的重要工作,并形成了体系完整、成员多元、历练丰富的干部梯队。

年轻“老干部”的优势

对任何政党而言,领导人代际更替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交接,乃是关乎政治稳定和政党生命力的关键课题。早在1950年代,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备干部制度,意在储备新生力量。到改革开放后,在干部年轻化大潮的背景下,中共中央首次提出“第三梯队”建设,以年龄划线的方式,将干部分为老、中、青三个梯队。

中共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之后,上到中央领导集体,下到普通公务员,任职年龄限制是无人例外的政治约束。以“届龄退休制”实现政治精英的更替,使得年龄成为了决定干部迁转进退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因此,无论是中共组织的梯队布局,还是干部自身的仕途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和年龄挂上了钩。

年轻干部在中共干部体系中的优势显而易见。相对同级别的其他干部,年轻干部的政治生涯更长,有利于积累任职履历。例如,同样是任职副厅级干部,35~40岁的干部在任职时还有20余年的政治生涯,即使不能在短期内继续升迁,未来再获擢拔的机会也要更多。而45~50岁才初任副厅级职务的干部,面临的仕途迁转压力就要更大,如果短期内不能继续升迁,就将很快接近退居二线的年龄,以现有级别退休的概率也相应大增。

在中共的人事组织体系中,除年龄之外,资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升迁标准。较早获得提拔的干部虽然年纪尚轻,但可以尽早积累任职资历,成为年轻的“老干部”。中央文件规定,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最高累计15年,必须给予迁转。在只进不退的实际人事运作中,这往往意味着任职同一级别满15年的干部,多将以适当的方式获得提拔安排。年龄较大的干部则不易于适用这一规定,他们往往在任满15年前,就已到龄退休。

另一方面,从人事梯队布局的角度出发,中共在每一年龄层段的干部培养都会呈橄榄形的布局,部分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会被优先提拔到较高的领导岗位上,积累政治经验,以备承担更重要的岗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集体的组成,都大致以年龄能够担任一到两个任期(5~10年)的干部为主,同时也包括少数能够担任两个任期以上(10年以上)的干部,以避免代际断层。

作为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中共在安排干部人事时,往往会明确设定年轻干部的任用比例。如在2002年以来的历次地方党委换届中,中央都会要求省级行政区的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要配备一名45岁左右的干部。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组织系统就必须提前培养厅局级别中年纪更轻的干部,以供未来换届取材。依此类推,就在各级党政系统中都形成了选拔年轻干部的制度传统。

“一步快,步步快”。如果年轻干部可以尽早被提拔到较高的领导岗位,就更容易形成仕途升迁的良性循环,并且任职层级越高,这种年龄优势愈明显。以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为例,1966年4月出生的他参加工作时间较早,在基层乡镇工作12年后,于30岁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从此按部就班地迈入干部升迁的快车道。35岁晋升副厅,40岁晋升正厅,45岁获任湖北省委常委,跻身副部级,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65后”副部级官员。

范锐平的仕途中,平均每经历一届任期,就会获得一次提拔。这样的速度,在干部年龄层不断积压的地方党政系统中,实属罕见。除过范锐平本人的能力素质之外,他的年龄优势符合干部年龄梯队建设也是重要的原因。在2012年的湖北省委换届中,范锐平连任省委常委,并且是该届班子中唯一符合中央“45岁左右干部”精神的成员。

像范锐平这样的年轻干部在中共的年轻干部梯队中还有不少,他们工作背景多有不同,任职履历也日趋多元,但经历大体类似:在仕途早期获得关键性提拔,进入年轻干部梯队序列,进而开始政治生涯的快速上升期。

共青团快速晋升通道

刘云山、李源潮、刘奇葆、胡春华、韩正、栗战书、杜青林、杨晶,这些新一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履历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担任过共青团省委书记。在28名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中,这一比例高达近三成,也是中央高级领导仕途履历中最常见的厅级任职经历。通常被视为在地厅一级最重要的政治历练——地市级行政单位的党委书记和政府首长,则分别均只有5人曾经担任。

共青团的工作经历,是中共梯队建设和干部仕途发展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种路径。共青团的领导体制属于双重型,既受同级党委领导,也受上级团委指导,同级党委一般发挥主导作用。这就决定了共青团干部的来源,一般是一级党委下属的年轻干部。其中最具典型的有两类,一类干部是高校出身,他们经历辅导员、高校团委干部的任职之后,循学联、青联或团委工作的途径,进入地方团委工作,实现从校园到机关的转变。

以原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丁小强(现任湖北省咸宁市市长)为例,他从武汉大学病毒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从辅导员、校团委干部、副书记一直到校团委书记,只花了6年的时间,其间还曾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借调工作。2004年,31岁的他调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并在2007年35岁时就任团省委书记,从参加工作到晋升正厅级,历时12年。

另一类典型的共青团干部则是专业团干出身,从政伊始就分配在共青团工作,经过不同岗位的锻炼,最后循内部晋升路径成为地方团委的主要领导。如原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谭家玲(现任重庆市副市长)毕业后就前往团重庆市委组织部担任干事,并先后在团机关党委、青少年教育办工作,还在团中央组织部挂职锻炼。2000年,34岁的谭家玲晋升为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并在5年后出任共青团市委书记,从参加工作到晋升正厅级,历时20年。

当然,由于党委管辖的人才范围很宽,因此共青团干部也不全来自专业学干或团干。各个岗位上涌现出的青年干部都会被调往共青团工作,他们或具地方基层政府工作经验,或具职能部门任职经历,也有来自企业、科技、教育甚至军队系统的成员。这样的干部虽然也在共青团任职,但和传统的共青团干部显然有一定的区别。再加上共青团独特的属性,也使得它有时成为年轻干部升迁的“跳板”,而非“基石”。例如副处级别的年轻干部如果要提拔为副厅级别,一般要经历两次考察,不仅时间间隔较长,而且难度较大。但若转而先调任团委解决正处级别(县团委书记),再提拔为副厅级别,速度就会加快。

2002年,30岁的廖飞被任命为团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这一任职年龄纪录在短期内恐怕都将无人打破。廖飞就不是传统的团干或学干,而是贵航集团的一名技术干部,调往团省委前不久才评上高级工程师,担任设计所的所长。原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钱桂仑做过中学老师,调入共青团系统前的职务是茫崖石棉矿副矿长。

除过这些在任职团委书记前和共青团工作几无渊源的干部外,还有不少具备团委和非团委复合工作履历的干部。他们有的多次前往基层挂职,有的则在基层和各级团委之间进出,形成“基层单位——上级团委——上级单位——再上级团委”的轨迹。像原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陈昌旭,既曾担任过乡、县、市、省四级团委的书记,也曾担任过乡、县、市三级党政单位的主要领导,其仕途履历也不能简单地用共青团干部来概括。

地方团干部转岗规律

整理2003年以来曾担任过省级行政单位团委书记的青年干部履历可以发现,他们就任团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38.2岁,任期平均长度为3.3年。从参加工作到晋升正厅级职务的平均时长为16.7年。超过3/4的团委书记是从团委副书记的职务扶正,体现团系统内部晋升渠道仍居主流,但过半数的团委书记都有相当长的非团系统任职经历,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团干。在干部选材的偏重上,女干部担任团委书记的比例约为22.4%,高出一般同级职务的女干部比例(约8%~10%)。

现任全国31省级行政区的团委书记就任时平均年龄为39岁,从参加工作到晋升正厅级职务的平均时长为15.4年。这些数据和过去十年基本相仿,表现出人事体系的稳定性。最年轻的团委书记为1976年10月出生的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马宁宇。任期最长的共青团委书记为原四川省长张中伟之子、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张彤。不过张彤在2007年11月就任共青团省委书记时的年龄,要比目前最年轻的马宁宇还小半岁。

几乎全部团委书记的任职地都和其仕途主要成长地一致,说明地方团委的干部梯队培养是以本地政治精英为主,还不存在地方团委间的大规模干部交流。不过近年来,引入高学历人才的趋势让团干部的任职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以现任团辽宁省委书记田野为例,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的他起先被分配到天津市东丽区担任区长助理,后来通过公选程序,被任命为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后来晋升为书记。这样的博士从政模式下,任职干部入职级别高,晋升为正厅级别的速度也快,并且由于他们并不一定和任职地有太深渊源,因此也算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人才交流。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共青团省委书记职务的重要性,导致这一正厅级职位的人事往往难产,时常在原任书记转岗后悬缺数月,甚至数年。如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在2011年8月转岗后,所留遗缺就一直未有任命,已近一年半。河北、宁夏、福建、山西等地的团委也都出现过类似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上级党委对人事部署仍需考量,另一种原因是继任人选的经验资历仍有不足,需要过渡适应。例如山西的赵雁峰就是在共青团省委书记悬缺半年后,从正处级的左云县委书记调入团省委,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一年多后,才补实空缺。这种状况对其他正厅级职务而言,都是极为罕见的。

在76位2003年以来转岗的地方团委书记中,有34人转往地市级行政单位担任党委副书记(正厅级),成为最典型的团委书记转岗模式。这其中,还有一些干部适用了地市级单位党委副书记兼区县级单位党委书记的任职模式。以2008年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冬转岗后担任漳州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漳浦县委书记为开端,湖南、湖北、贵州、重庆都出现了相同做法,湖南和湖北更已将此模式常态化。

之所以让正厅级的年轻干部在保留级别的情况下,担任一般由副厅级干部担任的职务,多半是出于增加团系统干部政治历练的考量。通过担任地市级单位的三把手,甚至区县级单位的一把手,可以让专业团干部补足基层工作经验,更好地熟悉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情况,从而更胜任未来地方党政一把手的职务。

此外,还有25位团委书记一步到位,被任命为地市级单位的行政首长。其余的转岗模式则较为分散,省政府副秘书长、副省级城市的副市长、省直部门领导也是较为常见的职务。绝大多数团委书记转岗后的仕途轨迹都按照“市长—市委书记”的方向发展,部分更作为年轻干部的代表进入副部级领导序列。

当然,原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曹刚,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唐剑光分别在转岗前后因涉嫌违纪被处理,也是共青团这个一般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系统里为数不多的负面消息。还有少数异例,前北大团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关成华,在先后担任昌平区长、区委书记的要职后,决心辞官回归象牙塔,赴美访学,从事研究工作。

当然,团干部的培养与晋升,不仅限于团委书记一个职务,在副书记,甚至地市级团委书记任上转岗的年轻干部,也多有所成就。以地方团委副书记为例,干部普遍的转岗去处为地市党委常委或省直部门领导。在具年龄优势的条件下,仍可很快向正厅级实职迈进,而许多地方团委书记由于在转岗后仍需在地方担任党委副书记过渡,导致原团委正副书记可能在数年后出现“弯道超车”的状况。像在2002年当选共青团山东省委正、副书记的陈伟、孙守刚,十年后分别担任枣庄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就属于此类。

干部梯队多元化格局

共青团干部固然是中共干部梯队培养的一种主力模式,但考察时间流变,这种模式的鼎盛期应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当时干部年轻化尚未完成,年轻干部在一般党政系统中难以获得快速上升空间,因此多通过共青团系统来完备年轻梯队建设。随着中共干部体系的日益精密和规整,年轻干部在其他党政系统中的上升空间也逐渐丰富,中共年轻干部的梯队培养呈现出多元格局。

......未完,详情见《凤凰周刊》

  •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链接:http://www.51fenghuang.com/news/zhengshi/1721.html【责任编辑:周文菁】
  • 部分信息来源于网友读者分享,如有不良或侵权信息,请书面联系纠错
  • 阅读排行

    关于凤凰周刊 |广告服务|订阅凤凰周刊 |配送方式 |付款方式 |联系我们 |邮政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