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与东海 中国版图的海洋意识

 

海南岛为何比台湾岛早开发千余年?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海南岛和台湾岛虽然大小相仿(两者谁大谁小,过去一直有争论,现在清楚了,后者稍大一点),但两者纳入中央版图的时间却相距悬殊:海南岛早在西汉时就建立了珠崖、儋耳两郡,而台湾岛设立台湾府已是清康熙年间的事。

为何海南岛设府建制比台湾岛早了一千多年?我认为是因为琼州海峡比台湾海峡窄,容易渡过—— 琼州海峡最窄处仅18公里,而台湾海峡最窄处则有130多公里。后者的海流情况也比前者复杂得多,而且气候多变,台风多,前者则相对平静得多。今日渡过台湾海峡去台湾似乎很容易,但这在过去并非易事,清代官员在过台湾海峡时被困海上是常有的事。

台湾岛开发虽晚,但后来的发展速度远超海南岛,今天的海南已难望台湾之项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地理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是如何的?从两岛的开发史看,早期受制于地理环境,但突破某个节点后,人文环境就起决定作用了。

全国地图是横的,是因为海洋意识差

当我沉浸在两个岛的比较之中,准备就此写篇文章时,一位来自海南岛的“不速之客”让我改变了文章的方向,因为他引出的问题更值得著文讨论。

他递上名片:傅中星,三亚南海开发创意研究会秘书长,并说明了来意:去年7月,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竖版中国地图的书——《中国地理全图册》,想在书再版时让我写篇序。那时我正忙,未应承。走时,他将书送给了我。晚上翻看起他的书来,发现这本小书原来很有价值。书中,他制作了一张竖版中国全图,用此替代以往的横版中国全图。他甚至幽默地告诉大家:赶紧收藏横版中国全图(他称之为“老版图”)。他还以他的竖版中国地图为基础,制作了一系列专题地图。

傅中星在书中对我们整天看着的横版中国全图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六大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击中要害:横版图不是一张中国全图,而是两张局部图的拼接。所谓两个局部的拼接,说的是横版中国全图将相当于中国大陆面积1/4的南海及南海诸岛切下来,再将比例尺缩小一半,绘成一个小方块,放在右下角(此法以下简称“贴小方块”)。如此,一张完整的中国全图就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拼接。这的确不是一张中国全图。

横版地图还制造了中国东西长、南北短的错觉,实际正好相反:南北长5500公里,东西宽5200公里;横版地图还助长了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南海岛屿的气焰;更严重的是,横版地图潜移默化地淡化了中国人本来就很微弱的海权意识

看了傅先生的竖版中国全图,我去图书馆查了很多旧地图。我想知道,在中国全图上“贴小方块”的处理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查阅的结果是:至少从1948年起,已经在全国地图上使用这种处理方式。那一年,一个叫金擎宇的人出版了一本《中国分省新地图》,全书的开篇就是一张横版中国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南海及南海诸岛已经变成一个小方块,放在全图右下角,与今天的全国地图很像。我量了这张图的尺寸:左右距离22.5厘米,上下距离16.5厘米,横向上长了6厘米,这显然是一张横图。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

1950年4月,由光华舆地学社编制、三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其形式与金擎宇的地图并无明显差别,这说明新中国沿用了民国时期中国地图的画法。

60多年过去,中国变化巨大,但右下角贴小方块的横版中国地图却没有变(竖版地图后来在一些图集中出现过,但未在专题地图、也未在面向社会公众的挂图中出现过)。

中国的实际版图是竖着的,但我们的全国地图却是横着的。南海面积巨大,岛屿众多,却被塞进一个小方块,放在地图的角落里,这不是哪个部门或者设计者的问题,因为从民国到新中国都是如此,这是由于我们这个国家农耕文明占主体,骨子里缺乏海洋意识造成的。但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改正,却不能归罪中国人海洋意识差,而是其他原因。

查阅旧地图时,我发现一个现象:民国时,全国地图几乎都由个人或民间机构编纂,国家要做的仅仅是审查,颁发许可证即可。但今天,地图的编辑出版被国家主管部门的几家出版社垄断,不许民间染指。傅中星个人编制的地图,是不可能获得出版许可的(前面说的他的竖版中国地图是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书中,而不能以单张地图的形式公开出版)。

在傅中星的书出版之后几个月,中国有关部门就宣布推出竖版中国地图。当然,这不能说是受了傅中星的启发或觉得他说的有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官员和国企,他们没有动力,也不愿冒险去做任何有风险的事。竖版中国地图的出版,我宁愿相信是被三沙市的成立逼出来的,因为地级市——三沙市在横版图上无法表现,他们不得不把中国地图竖起来。可是,如果三沙市不成立或级别低,竖版中国地图就不需要出版吗?

民间创造力的压抑有多深?

傅中星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地图创新者郝晓光,不过他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

6年前的某一天,郝晓光带着4个角度看世界的4张世界地图来到我办公室。那真是革命性的创造,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一直以太平洋为中心。但他的地图至今仍未能公开出版。

不过,在国家海洋局和民航部门,这几张地图得到了内部应用,因为要跟踪表现科考船前往南北极考察的航迹,要表现中国到一些国家的航线,非得用他的地图不可。它们后来又被我国军方某部门采用过,军方还给他写了一封证明信。一次他来北京,激动地向我展示这封信,但看到这封信时,我心中涌起的却是感慨:民间有着怎样的创造力,但是这些创造力受到多么深的压抑?中国有多少有才华的人,为何这些才华这么难以绽放?

由此,我想到了我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在琼海市潭门镇,我见到了1983年时曾驾驶一艘小帆船勇闯南沙的船长伍书光。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规定渔民不准前往南沙作业,虽然他们的祖先早在明代就前往那里捞海珍品。至1983年伍书光出现在南沙时,那里已有30多年未见大陆人。

应该说,小人物伍书光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他得到的后果却是被吊销船长执照,不准出海。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潭门镇更多的船长冲破重重阻力,沿着伍书光的航线继续前往南沙。再后来,官方渐渐默认,并在1988年时派遣军队进驻南沙,从此我们在南沙才有了立足之地。这是民间牵引官方,最终推动官方有所作为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南沙,我曾对那里林立着周边国家的油井却唯独不见中国的油井感到不解。后来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国石油的开采权力被国有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垄断,而这“三桶油”即使维持现状也已富得流油,对要冒着风险才能开采的南沙石油自然没有兴趣。但是假如允许民间开采、运营,我相信南沙海域的油田中早就会出现勇闯南沙的船长,中国的油井也早就屹立在南沙蔚蓝的大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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