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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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洛阳市公安局大楼脚下的周王城广场。每天下午两点多,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广场北部准时涌人半场人。同样别着主席像章的老人们驾驶电瓶三轮车来到此处,在小车上立起竹竿,升起国旗和党旗。一幅展开的毛泽东画像下方,印有“中华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字样,后续的排比句中,“精神”一词被圆润地替换为:信仰、灵魂、旗帜和方向。

积极的活动参与者,还在广场西北角的树木间拉起绳子,挂出参观游览南街村和朝鲜时拍摄的图片,以及从各种左翼网站上打印的文章。

另有三五成群议论时政的人们,在整个活动区域零星分布了六七组。讨论由别着像章的骨干主导,话题从为“文革”正名到抵制转基因作物,再到政策路线,从钓鱼岛问题再到中央人事变动,颇为庞杂。间或有一位流浪汉吃着馒头参与到其中一组,谈论现今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

随着围观者越来越多,活动进入了高潮。当高分贝的红歌响起,暮气一扫而空,一些中老年妇女扭动身躯,手中挥舞并不存在的语录本,跳起了忠字舞。

如果不是广场南部有从事文娱活动的人群存在,置身其中会有强烈的时空错乱感。老人们往往会与误入此处的年轻人主动交流,指着大幅的画像说道:“改革30多年改的是个屁,老百姓就认这个!”顺手给表情错愕的年轻人递去—本毛主席语录。

下岗工人的“文革”记忆

胡新芳并不是每天下午都会来,但他的每次出现总会成为广场西北角的中心。矍铄的黑发使他在外观上异于其他人;腰间的扩音器总是播放着“文革”广播,播音员的声音铿锵有力;高高举起的手中常常拿着政治人物作为封面的杂志,站在花坛石阶上挥动,十分引人注目。

胡新芳把他的杂志称为“红色文化书籍”,其主题无一例外围绕着军事、政治和历史。这些书籍大部分是非法出版物,每本五到十元。

“能挣一点钱”。胡新芳说自己的生意有些微薄的收入,“挣的钱都被用在每本杂志里附送的资料卡片上。”胡新芳介绍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理想,推广红色文化。”

“炮打司令部”、“备战,备荒,为人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卡片往往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术语的名词解释,配有毛泽东的画像和题字。胡新芳完成排版后在复印店批量制作。“排版的技术,还是文革期间油印传单时积累下来的。”

1955年胡新芳出生在今属洛阳市涧西区的下沟村。当时的涧西区刚刚从一片荒野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整个 “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设在此地的就有7个,从西向东一路排开,分别是高速柴油机厂矿山机械厂第一拖拉机厂耐火材料厂发电厂滚珠轴承厂铜加工厂。

失落的"三种人"

在第二代工人群体面临压力的同时,明确提出怀念“文革”的群体已经在洛阳出现。这一群体以“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为主,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被洛阳毛派同志们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姚法。

姚法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某乡镇的革委会委员,并作为造反派代表到天安门前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1976年“文革”结束时,洛阳市数以千计的人群涌到本地造反派总部,抢夺各式各样的办公器材,在别人哄抢留声机之类的电器时,姚法砸烂相框,取走了墙到距离自己小学不过百米远的洛阳市七中看大字报。在半停课的状态里,大字报成为了他识字的教材和政治启蒙读物。因为经常与组建n貴反组织的“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生)大孩子们一起玩,所以中学生们串联时也带上了他。

1966年国庆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瞒着父母私自来到北京的胡新芳,和成千上万洛阳市厂矿子弟学校的学生们一道在天安门广场上远远看见厂毛泽东。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超越党组织和官僚集团,直接动员群众的政治方式使他深深折服,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和“造反有理”的理论,更成为了胡新芳和他部分同学们的坚定信仰。

从此,胡新芳的内心被革命野火点燃,并养成了极为自豪的“政治敏感性”。初中毕业后,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要‘上山下乡”,巧的是“下乡”的地点正是下沟村。虽然下沟村还是农村,但附近早已换了人间。只要向南走上不到一公里,就能看到规模庞大的“一五”项目。再往南行,则是苏式建筑风格的工人生活区。宏伟的建筑景观和狂热的政治生活共同组成的画面,永远烙在厂胡新芳的脑海中。“一切就像在昨天一样”,胡新芳动情地用带有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说道。

在流传着“华北的干部、沿海的技术、中原的工人’说法的涧西区,人员五方杂处,普通话自然而然成为了交际语言,整个区域成为迥异于其他城区的“工业语言岛”。而普通话在交流工具外,更成为此区域人们(尤其是作为创业者子女的第二代工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它承载着法定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独特的大院生活记忆,以及相对本地人的高度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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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为了国家防修也好,是因为毛刘之争也好,我认为都不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根源。主要根源是体制,没有民主与法制,于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与法制,一个人说了算,天下没有不乱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要负主要责任,但体制要负最大责任。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位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出来反对过,在造反派乱打人,乱揪斗干部时,谁出来反对过,国家主席被害致死,又有谁出来说句公道话。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要开除刘少奇出党,除了陈少敏这位女同志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拒不举手,还有谁反对过?(陈少敏同志后来被残酷迫害)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不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他喜欢杭州的西湖宾馆,喜欢华东的柯庆施。因为这个柯庆施讲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地步。”这些“话”使毛泽东听起来多么舒服。毛主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这是制度造成的。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翻开历史看看,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还没有见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那时是战争年代,大家都在“共苦”,毛泽东很愿意与大伙一道打天下,但建国之后没多久,在和平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当时江青也在那里,她去看望刘少奇,并很认真地对刘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刘少奇回国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毛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到毛主席的案前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少了,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就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见王光美访谈录)
  由此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不愿意放一点权的。毛泽东的战友彭德怀,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提了一点点意见,写了个万言书,开始连刘少奇都认为:彭总信中所说的是符合实际的。但后来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了反党集团,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撤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生立下战功无数,他保卫延安时,毛泽东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点将彭德怀率领百万志愿军,不畏敌军优势装备,不畏天寒地冻,拼着一口气,以人力拼钢铁,打赢了这一仗。但是不管他功劳有多大,只要你与毛泽东意见不一,你只有挨整的份。又如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因此朱德、贺龙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彭德怀的。刘少奇认为彭的意见虽然不算犯错误,但彭德怀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人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刘少奇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即顾全大局。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那么什么是党的利益呢?人民的最大利益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翻开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他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著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讲到:“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是那篇《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又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的任何政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读了这几段毛著,可以看出,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服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无原则地去维护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上世纪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至高无上,下至老百姓,上至政治局常委,都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当作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看来,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我们没有学好,连写文章的人在建国后也忘记了,导致了建国后20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悲剧。所以,真理光口头上讲,远远不行,要使它法律化、制度化、体制化,从而成为人人要遵守的准则才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搞得天怒人怨,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的考虑,1967年2月,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副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怀仁堂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批评和争论。这批老同志可以称得上“都是彭德怀”级人物。江青、张春桥、陈伯达论资历、社会地位、声望、革命贡献,怎么能与这批老帅们相提并论呢!但他们有毛泽东这个后台。于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毛泽东一人定调,就把这些老帅和副总理打成“二月逆流”,使党内高层再也无法进言,党规、党法荡然无存。还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工具,个人权力不受限制,以至于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父子君臣关系。邓小平把这些都归结为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高喊“万岁”,是封建王朝里才有的规矩,但在解放初期,我们喊万岁,我们称毛泽东为“大救星”,这大概不会是毛泽东叫唱、叫喊的吧,是我们把他捧为“大救星”,当作“红太阳”,是我们自甘匍匐高呼万岁的。我们唱了,喊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有人喊“大总统万岁”,孙中山马上制止,并且以后不准再喊。《国际歌》里说,不靠神仙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而新中国建国后,却出现了“大救星”。不但是“万岁”,而发展到“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都没有接受。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国总统孙中山,不准喊他“万岁”,而我们无产阶级却喊了,而且被广大人民接受了。于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文革”这种事件的发生,显然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小丑、小人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随便利用的,不能只怪罪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不可否认的伟人,但也会受到不好的制度的影响,有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环境,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其他人或早或迟以这种或那种的形态使其发生,不叫“文化大革命”,也会干脆就叫“武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不是也说过吗?“文化大革命”要几年来一次。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写的名著《青年近卫军》中有一个情节,青年近卫军的领导被德军抓住以后,要被活埋,当他走过一个德国军官身边时,他对德国军官说:“可怕的不是你,而是你们的制度。”的确如此,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依靠它的制度把德国军人变成兽兵。上世纪70年代初,西德总理勃兰特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以真诚反省的姿态,表示德国人的忏悔。同是一个德国,同是德国人,但制度变了,人也彻底变了。现在的德国,谁要是再公开宣传法西斯,那就是犯法。“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手拿带有铁头的皮带,随便打人,把教他念书的老师活活打死。现在对30多岁的年轻人讲起“文革”中的惨事,他们无法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因为体制发生了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时代会造成什么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重灾难,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财富,它是用惨重代价、无数人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如今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幸运的,老百姓幸运的是邓小平从这笔宝贵财富里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而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且制定出相应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老人家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体制中的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出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加以利用,邓小平同志做得非常成功,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党和国家,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我们应该不害怕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说出来,以警后世,不致悲剧重演。
  杜润生同志说得对,“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胡锦涛同志最近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几条均作为新起点,逐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抛弃斯大林主义模式。苏联亡党、解体,验证斯大林主义彻底失败。历史的曲折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不是吗?中国辉煌的改革成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王家骏 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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