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民共和”之路

中外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舍生忘死地追求“均贫富,等贵贱”的人类梦想,经过几千年的血雨腥风、朝代更替,只有到了现代的工商时代才在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等贵贱”的理想。许多人也都意识到,只要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大家在人权上人人平等,就没必要在产权上“共产”,不必推行产权的“均贫富”。产权的“均贫富”,也解决不了“等贵贱”的问题,只能是一次次改朝换代。

由于我国进入工商时代比较晚,相对世界的格局显得很滞后。1949年以前,我们的资产阶级没有成气候,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有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现在形成了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小农阶层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两头大”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仍很薄弱,没有形成西方社会那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特色的“产权公有制度”,一旦出现清算式革命,还会是“工农革命”的性质,还是改朝换代,那将是社会的大倒退,等于这一百年,我们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好的选择。

改革开放呢?我们改革开放了30多年,把容易改的改了,可以放开的放开了,比如砸了工人的“铁饭碗”,打破农村的“大锅饭”。然而改革时至今日,政府、国企官员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不仅没有打破,反而被强化甚至固化了。政治权利、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呈现出工农大众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对立态势,几乎是“遍地干柴”。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调节,下边没有权力,上层没有动力,改革很难继续深化。

那么,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告别革命,互利改革,开放社会,重构共和”的路呢?是可能的。

1.互利改革

所谓互利改革,是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以及体制外精英等全体国民都能获益的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让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

应该承认,我们的官员和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如果不是因为体制的原因进入官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打拼的话,他们大部分也能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中产者,甚至大有作为。

互利改革,必须让工农大众分享改革成果,起码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我们现在仅从数据上都不难得出结论,只要改变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的垄断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方式,就足以承担全民医疗、教育和养老,缓解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

体制外的精英,特别是因政治原因、制度困境、僵法恶法被打压的精英分子,应当在互利改革中获得平反,并得到国家补偿。胡耀邦当年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发生在“地富反坏右”这个范围之内,现在反革命、右派以及坏分子基本上已经摘帽平反了,而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却没有平反之说。即便在经济上补偿不太现实,我们能不能在名誉上给这个群体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初的平反,针对的是一个历史整体,没有把地主、富农纳入甄别平反的范围本身就是不彻底、不公正的,虽然现在社会上已经淡化了这种阶级成分意识,也不再歧视地主、富农及其后代,但是我们重提历史,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彻底平反,不仅可以廓清过时的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伤害,而且可以以史为鉴,修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为历史惯性和过时的意识形态流毒造成的很多再度伤害。

只要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和体制外精英都能从改革中获益,社会就能重新取得基本共识,为重构共和创造条件。

2.开放社会

“举公平正义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无论如何都是迟早的事。国家应该去意识形态化,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最大限度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价值意识的基点。经济上,应尽快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现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三大障碍:行业的垄断制度、城乡的二元制度、公共的产权制度,这些不仅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最不公的分配制度,还阻碍着市场化经济的进程。由于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资源、金融、无形资产等),社会财富公开地或隐形地向城市、国企、有权人转移。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群体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要破除行业垄断制度、城乡二元制度,淡化公共产权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站在高处看,不论是个体还是大企业,任何人创造的财富,发明的科技成果及收益都属于国家(当然也属于发明创造者本身)。

呼吁政策上一视同仁。从根本上废除大量的审批经济,由市场经济的需求取舍来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设置。我们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应该适应市场经济,为开放的社会服务。

对于农村,应加大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力度和速度,通过放开来搞活农村经济。把土地的承包期延迟到100年,实现土地的完整流转。土地的管理权不妨可以下放到县一级,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抵押。农村发展的最优组织形态就是企业化,因为企业家是独立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领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代表人物。企业生产的是商品,最终要在市场上流通。农业的现代化,标志就是享受现代社会保障的农民用现代手段、技术生产高质量的商品。农民的土地上必须出产大量可以变现的商品,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政治上,要放开对群众社团的限制,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成立自己认可的农会,民众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放手让民众自己解决,政府应该“惠而不费”,不要再大包大揽,费力不讨好。

开放社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重构共和

这意味着,上至达官贵人、亿万富豪,下到平民百姓乃至监狱的犯人,都能够在共和的制度下享有自己的权利保障,在这种共和的体制下,制定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多方博弈的公平游戏规则。

也许我们应该构建一个“议会大厦”,让各界各派坐到一起来,只要不带刀枪,怎么吵架都可以。议会就是一个博弈空间,让我们利用这个博弈空间,把美国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国共两党的实践,一一辨析清楚,明确我们的方向,找出我们的路径。

让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制度,官僚资产阶级、公务员中的中产阶级、体制外的精英阶层、民营企业家以及广大的工农大众,在这个社会中都能得到相应的利益保障,产权可以不平等,但是人权一定要平等;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都能兼顾、体现,并且公开、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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