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苏联解体的错误改革者

苏联解体已逾二十载,相关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对于其为何解体,以及解体之后的历史走向,都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叙述与分析,整个历史框架,早已不是雾霭沉沉的迷津。因此,雅科夫列夫的这本《雾霭》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解释历史何以至此,而是以生动的细节追忆与细腻的个人情感的叙述,让已明现的历史画面变得更加完整与立体。不过,对于早读过《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国读者来说,《雾霭》显得不陌生,《雾霭》可以视为前者的补充扩展。

作者的身份是如此特殊:苏共宣传部长,位居那些曾经可以主导国家未来的人们中间。他在苏联解体前的地位是如此显著,作为宣传部长,主管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对应的改革。但他的改革走错了路,他否定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最终扭曲了舆论宣传的方向,宣传上的溃败便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控的重要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他称作野心家和阴谋家,警惕内部出现这样的人。大陆官方认为,尽管雅科夫列夫是导致苏联悲剧的罪魁祸首,但他的自供可以帮助人们认清苏联大变动的性质和苏共亡党的主要原因。

早期经历:大战中的幸存者

1923年,雅科夫列夫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农村里。他的童年正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被急剧推行的年代。他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父亲告诉他人人都有权选择,有权决定自己的问题。母亲是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她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沙皇,以“皇上”称呼之。

雅科夫列夫在闭塞的农村里长大,他获取文化知识基本上靠村图书馆、邻居们在革命前的藏书。小学毕业时,他拿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1年他初中毕业,仅仅过了3天,当他还沉浸于毕业晚会上对未来的憧憬与青春的激情时,战争爆发了,苏联在初期损失惨重。

雅科夫列夫在1941年8月入伍,他被送到列宁格勒第二步兵机枪学校。翌年2月,他被授予中尉军衔,任排长。他的一排士兵都是未服过役的人,且是年龄过30岁的文盲,他带着他们经过两三周的训练后就上了前线。18岁的雅科夫列夫心知肚明,这是往前线当炮灰。

这就是典型的苏军士兵命运:战前常备军人组成的部队在战争初期被围歼后,大量文化低、训练差的农村青年被送上前线。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德军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仅凭热情和原始淳朴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东线规模空前的残酷消耗战中慢慢被消耗掉,少数运气好的人幸存下来并积累足够的经验,在战场上逐渐成为骨干。雅科夫列夫的运气夹在好坏的中间,他在漫长的拉锯战中受重伤被送到后方,出院后上了大学。

在前线,他无法忘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盛行和指挥官的草菅人命;在后方的家乡,他放眼望去都是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征粮到颗粒不剩,在田里拾麦穗和被冻坏的土豆的妇女一概被关押,城市里则把矿工和上班迟到者关入监狱。战争刚结束,上百万苏军战俘被从德国集中营转移到苏联集中营,他在一个战俘列车经过的火车站见到眼泪汪汪的妇女聚集着打听消息,看到了闷罐车上扔下无数的纸团,上面写着姓名和亲人地址。

念完师范学院历史系后,瘸腿的雅科夫列夫未拿到毕业证书,因为他同考官发生了争执,他坚持的是“错误观点”。雅科夫列夫随后进州党委高级党校读了一年,出来后担任州委出版部指导员,职责是阅读各区的报纸,据此编写报告,他发现区报上的信息比州报和中央报纸要实在。之后,雅科夫列夫任州报编委,兼写随笔、影评、社论,这段经历让他熟练掌握了写官方文牍。再往后,他升任州委机关党组书记、中等和高等学校部部长,克格勃人员会定期向他通报校内的政治不正确事宜,如谁收听美国之音,谁有反苏言论,以及信件检查结果。

走向高层:在官僚系统中安生立命

一直从事苏共基层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后进了中央工作,他在学校工作部任指导员。1956年2月25日,他有幸出席了苏共二十大闭幕式,赫鲁晓夫在此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任何到会者都永生难忘这时刻,包括雅科夫列夫。赫鲁晓夫刚讲了斯大林几句罪行,雅科夫列夫就感到浑身发冷,他回忆自己是抱着对马列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经过卫国战争,相信许诺的人间天堂会到来。“会场里死一般的寂静,听不见一点坐椅的吱呀声、咳嗽声和耳语声。”他回忆当场没有人鼓掌,赫鲁晓夫助手的速记稿中之所以标出“掌声”,是为了虚构代表大会对报告的拥护。

在此巨大冲击下,雅科夫列夫想暂时脱离中央机关,便在1956年到1960年之间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深造,毕业后进苏共中央宣传部。其中,他于1958年作为仅有的四名交换生之一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年。

1965年,雅科夫列夫官至宣传部副部长。1969年到1973年,任代理部长。从苏共官僚体制的底层逐步提升的经历,让他对整个体制的运作情况有着深入的体察,因此他也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并且立得优游不迫。有时候,雅科夫列夫会自娱自乐地实践一下自己的幽默,比如写一篇严肃的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书籍评论,使得下级送审单位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他再打个电话告诉人家,出吧!他很享受此种戏剧般的效果。

但揣摩上意,终究有不测之时。1972年,雅科夫列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反对反历史主义》一文,批评了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这篇文章引起上层的不快,1973年,他被“放逐”到加拿大任大使,一去10年。这10年里,雅科夫列夫见识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浴缸中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死讯。不过,他在回忆时觉得加拿大的工作意义不大,上面更关心的是加拿大生活中美国角度的信息。

在国外期间,相对清净的生活给了他更多的思考时间,但依然免不了各种国内政治延伸而来的荒诞事。1979年苏联因为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粮食禁运,雅科夫列夫与加拿大总理私谊极好,因此轻易达成了一笔秘密购粮交易。粮食装船运走后,苏联派来了30多人的代表团来做根本不需要的谈判,实质是公款旅游,代表团最终带了几个集装箱的礼物回去,每人还获得了最高级的勋章。但是,运粮的货船抵达苏联港口后因为赶上粮食收割季节的繁忙交通,卸货不及时使得粮食霉烂了很多,中央政府将这些救急粮发给对中央政府吹捧最起劲的地方政府。

时来运转,1983年他与到加拿大访问的戈尔巴乔夫搭上了线,并得到重用,从此他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

身处改革洪流中:加速苏联解体

1983年,雅科夫列夫回国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待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成为政治局委员。

大陆官方将雅科夫列夫看作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大罪人。在中国官方的八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中是这么定性他的:

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似乎有着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苏联有的只能是罪恶,能获得的只能是诅咒。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这部纪录片是给全体中共党员干部敲警钟,警惕苏共崩溃历史再演,它获得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赞赏和力推。从雅科夫列夫身上,中共体制内学者得出的深刻教训是,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一刻起,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闸门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比起大陆民间流行腐败论、民心论、知识分子良心反抗论等导致苏联解体的说法来,官方观点十分精确。

但在西方舆论中,雅科夫列夫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喉舌”和“文胆”。通常,雅科夫列夫在理论上提出先进的思想,这些思想随后化为戈尔巴乔夫的日常口号,如“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因此,有人形容这位苏共的头号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改革的设计师,而失控的改革导致解体,他可以算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者。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里,他不负责任地一方面宣扬“民主化”,同时借反对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程度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这无疑是摇动了苏共意识形态的根基,令全国人民都陷入迷惑。对于苏联历史,他提出要全面认识过去,将苏共犯下的所有错误都揭露出来,任媒体放大了报道。雅科夫列夫有个观点,对于政府全能的国家,只有用该执政党来摧毁它,为此不惜使用一些非诚实的手段。

站在历史崖岸上:用常识来伪装反思

事实上,雅科夫列夫并没有在《雾霭》这本书中呈现出自己思想变动的轨迹,他不惮于向读者说明,自己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认同苏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便任职意识形态宣传关要之位,也不过是为了工作而符合规则地行事。比如,当时的宣传工作要求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进行审查,别人一本正经地认为这是为了坚固自己国家的正统道路,而他很清晰地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讨好某位领导者的判断与品位,而非更高层次的公共理想,他调侃地将之称为“找茬”。而那个在最高位的人,比如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官僚出于利益的博弈而作出的选择。他甚至认为,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一事实,对于赫鲁晓夫本人而言,如同“爱丽斯漫游奇境”。

这种彻底的否定,是极为少见的。看他同时代的一些政要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回忆中,都会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更加体面的依靠,比如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而雅科夫列夫选择了依靠常识作为借口,并彻底抛弃昔日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不断地暗示读者,人活得是否自由、是否富足、是否幸福,不需要通过一种思想理论来验证,只需要常识与最朴素的直觉就可以了。

为了给他的放弃理论工具作证,他在书中举了父亲的例子。在赫鲁晓夫讲述关于斯大林的真相时,其父便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将他的头像挂到墙上。之后开始农业上的冒进试验,雅科夫列夫的父亲就忍无可忍,用不堪入耳的话开骂,并把挂在墙上的肖像扔到阁楼上去了。

为了给否定历史背书,雅科夫列夫愿意将自己塑造为一开始就拥有“良心”的人,只不过良心是“好抱怨又肯让步的”,他被胁迫着成为体制弊端的见证人,他为此有所承受。他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但知道在体制内讨一份生活不容易,有所妥协有所坚持。在批评者们看来,这样的辩解不堪一击。

在面对改革的时候,雅科夫列夫则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度。他知道,一旦一个禁锢的社会有了一点改革的希望,松动一旦开始,民众对更好的生活的想象就会变得不理性,社会仿佛患上了“变革期待症”。而那些从更加长远的角度为国家的自由民主思考的人们,往往会被社会所抛弃,善于用美好的语言承诺现实可见的利益的蛊惑家,则令人沉迷。改革者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为之谋深远,耐心而坚定地走下去。择善固执需要理性,并且有勇气贯彻理性以及引导理性。可悲的是,执政者往往不是思想家,更容易成为蛊惑家,在民众的激情中随波逐流断送了希望。

这是雅科夫列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委婉责备,他说戈尔巴乔夫缺乏战士的品格,不够坚毅,不够沉稳,不够执著,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转型不成功的悲剧的注脚。这也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他不是执意要改革,看上去,他所做的,更像是维稳失败而导致失控,因此改革就在失控的宽松空间里汹涌而来。而雅科夫列夫所要求的,是一种理性的、长远的、坚定的改革,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番幽怨,意味深长。

当然,在这些自述之词外,外人眼中的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雅科夫列夫不负责任地放弃理论阵地,加速推动了苏联的终结。作为历史教训的吸取者,中共已从反面例子中学到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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