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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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满现实的年轻人开始怀念“文革”,用“文革”话语在网络上彼此攻击,幻想着一次“文革”可以横扫一切腐败分子和“牛鬼蛇神”的时候,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人们,难道不会感到脊背发凉而生出一点警觉吗?                                     

30多年前的“文革”,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了。那是一个怎样疯狂的年代?我们也已经越来越隔膜。仿佛那段时光从未发生过,仿佛谁都不再承受这些历史阴影的遗产和影响。 

真的能忘却吗?当不满现实的年轻人开始怀念“文革”,用“文革”话语在网络上彼此攻击,幻想着一次“文革”可以横扫一切腐败分子和“牛鬼蛇神”的时候,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人们,难道不会感到脊背发凉而生出一点警觉吗?  

2000年,许子东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专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去年重新出版时更名《重读“文革”》,一方面是做了一些修订工作,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对“文革”不散的阴魂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游荡感到忧虑的产物。  

“对历史,应该有所反省!”他说话时的语调不急不缓,声音不高不低。态度,是温和的。可是,一字一字,重若千钧。点醒的,是人的良知。 

在许子东的《重读“文革”》一书中,他试图解读出一条“文革”叙述的密码,这条密码多少体现了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和还原历史的努力,尽管其中穿插着各种虚构、想象、自觉或不自觉的逃避和忘却。  

身在香港,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作为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嘉宾主持,在一个常识匮乏的年代,许子东想要说一些真话,就像他要在《重读“文革”》中揭露一些小说中的密码一样。真实,有时简单,有时复杂,但真实,永远是真实。 

河西: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否定“文革”到淡化“文革”,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在当下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许子东:我可以给你看网上读者对我著作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一条:“我们现在70%普通工人的生活,比‘文革’时候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能算是五毛,也不是捣乱,而是有一种普遍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现在活得比当时更苦了,或者更累了?”你看,还有这一条,更激烈一点:“眼看着‘文革’后平反的精英掌权了,眼看着掌权的有了特权了,眼看着特权腐败了,眼看着腐败分子移民国外了,眼看着工人下岗、我们吃起地沟油了……”这就是用“文革”的思维来思考今天的社会矛盾。这样的问题,我说重一点,是中国多少年来策略性地遗忘工程导致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还是希望有历史反省的,但是其策略呢,是在否定“文革”的立场上,采取不谈论不涉及的方式方法,这样的方式方法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1970年,红卫兵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庆祝“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河西: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看“文革”? 

许子东:我在网易答网友问时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而避谈他晚年“30%”的错误,那么这是对他的伟大估计不足,对中国今天的成就估计不足!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今天执政的合理合法性估计不足!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1979年邓力群为叶剑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那个阶段,那就等于无视这30多年的发展成就!我说重一点就是这样。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或者自己都不相信改革的成就,那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吗?  

邓小平已经说的很清楚:“三七开。”这已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的伟大是不需要怀疑,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嘛。但是如果把大家当傻瓜,只能说他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中说:“毛主席1949年之后的影视形象好像近几年不太多了。”有人还较真说:“纪录片里有啊。”那是纪录片,不是影视作品。影视作品中毛主席形象的缺失,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要把他晚年“30%”的错误完全消磁,只表现其“70%”的功绩。第一,这不尊重历史;第二,你也对不起毛主席,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很看重他晚年的“30%”,你把这“30%”全部删除,毛主席会满意?  

再说,对今天就很危险了。如果没有“文革”,那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从学术和文化上来讲,再坏的东西也要研究。我们不要法西斯重演,但是难道法西斯就不要研究了吗?学术问题谁都明白,关键在于公众场合,对于老百姓你讲还是不讲?其实这里有一个利害权衡的问题。 

以前在国家中掌权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顺顺利利入党的那一批人,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掌权的有些可能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在网易回答问题时也说:你在十几岁时做的重要决定,包括参与的重要政治运动,会影响你的一生。当初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今天都会出现。“文革”之后的精神反省,绝对是个现实问题,很多现在发生的事,“文革”中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南方朔有句话,“每个中国人,如果能找回‘文革’中的自己,反省‘文革’中的自己,就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势”。这话很重,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复兴,不需要回到孔子、王阳明,能反思你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好了。你看看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孩子的?或者还是孩子的你是怎么对你身边的朋友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动物凶猛》中那样来审视和检讨自己,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了。  

河西:在《重读“文革”》的开头,你也引用了阿多尔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阿多尔诺是站在他的“否定辩证法”立场上,否定理性和同一性,认为现代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和否定;“文革”以后,中国文学一度也曾经走向阿多尔诺预期的方向,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但是很快就回流,这是否说明了阿多尔诺理论的破产?  

许子东:中国的现代主义很可惜,根本就没有健康地发展。中国的文化工业和政治管制在1990年之后,在客观效果上,似乎形成了某种很好的“共谋关系”,共同压制了知识分子和先锋派。在政治上,他们不希望你们思考;经济上的开放则导致商业资本进入,文化工业不鼓励你们思考,他们只要能挣钱就好了,所以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和国际资本,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虽然各自的动机还不太一样。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借用商业手段来转移大众的兴趣和口味,他们可以从中赚钱,得到好处,而在某些大众眼中,这还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多人的口味已经是Hello Kitty的趣味。一直到今天的“文化大发展”,其实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国际资本只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背后的政治策略是改造,他们觉得只要社会商业化了、非政治化了,它就不太可能走向专制。但是在客观效果上,他们共同压制了中国各种阿多尔诺式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努力,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还在,要你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做什么?所以,在中国,批判文化工业的声音就变得很薄弱。而且,稍后,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他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和中国的现实结合,形成了“新左派”。所以批判文化工业在中国变成了批判资本主义。问题在于,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呢,只批判“商”,不批判“官”。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是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那么客观上,他们又变成了官方的帮手。新左和老左又很容易重归于好,在自由派看来,新左派和老左派比较起来,不过是换了一套新的理论,终极目的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始终不能在中国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声音。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最有力、最尖锐的,还是老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茅于轼用亚当·斯密的学说批判中国,所谓的“市场万能论”、“个人权利”,最多是哈耶克的学说。新左派以后西方知识分子主流的声音,大家却听不到。  

新左派到了中国以后,我个人觉得,没有发挥它在西方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们很快就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流共谋。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就变成论证毛主义的现代性了,甚至为“文革”的合理性辩护,这是中国很特殊的情况造成的。  

我们从学理上来分析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一层,他们觉得,Hello Kitty很好,开心又安全,又能得到政府的保护,有什么不好? 

河西:你在《重读“文革”》一书中也批评了《芙蓉镇》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你觉得优秀的“文革”小说存在吗?你觉得“文革”写作是否受到压制?  

许子东:我觉得,关于“文革”,优秀的小说一直存在,只是被边缘化了。改编成电影的不让宣传,不让公映,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即使得了奖,小说具体写了什么,也不能在媒体上多谈,因为那是替地主翻案的故事、质疑了土改,能在公共媒体上讨论?像张炜的《古船》,也谈到了土改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走了一种双轨制,知识分子、学者,你们去探讨、总结革命历史教训,你们去写,但停留在先锋派的小圈子里、文学界的小圈子里,反正也就几万人读,随便你们去,也不来批判你,批判了反而帮你成名。它还给你地位,政协委员等等,开会还叫你去。但是呢,它严格控制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杂志、电视、电影,一般人不看纯文学了,如果他们只看影视,那么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光辉形象,永远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什么惨烈的真实的历史在影视中! 

《活着》没有在内地公映,很快也被淡化。为什么不能公映呢?《活着》在我看来,根本就没说什么,可是有些人总是有顾虑,怎么办呢?我是很温和的态度,我觉得他们有顾虑,采取这样的措施一定是有道理的,目的也都是维稳,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没人想破坏社会。但是凡事不能只顾眼前。在正常社会中,各种职业的人群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制衡关系,政治家、哲学家、媒体之间可以制衡,而我们国家比较一元化,一方制约其他所有的人,这就让他们的一些做法变得让我们觉得无可奈何,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做法就是正确的。  

河西:在“文革”小说中,有一位特别的作家是王朔,他的《动物凶猛》就描写了完全不同的、阳光灿烂的“文革”记忆,你是否觉得不同的个体,对于“文革”的记忆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许子东: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不错,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之后也很少出现了。这部作品很真实地表现了对“文革”的另外一个视角。  

当时推荐给我的还是两个批评王朔的批评家:陈思和和王晓明。他们都曾经批评王朔,但是他们私下里都跟我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好。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非常好,比姜文改编的电影还要好!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青春片,拍的是人的成长。王朔的小说更复杂,有两层意思:一、在“文革”中,有一些人,既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也不是直接的迫害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第二、他确实写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那些天真善良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迫害他人的凶神恶煞?虽然在小说中只是用砖头来砸人而已,在“文革”中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但是他仍然是千千万万个“文革”参与者中的一员。虽然他没有忏悔,但是他写出了那种真实的历史。他们这些参与者,和现在在网上拍板砖的,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他们拍板砖,就像在“文革”中,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往往是为了向旁边的哥们儿证明自己有种。  

《动物凶猛》这样的作品可惜太少,也许正因为太少,所以我才记得那么清楚。张艺谋的《英雄》之后,那就进入商业大片的时代,大家都在拼命圈钱,基本上就是市场行为,但绝对也是政府引导的产物。  

河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呢? 

许子东:中国人现在做事是非常聪明的,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要跟他说7、8不可以,他们在4、5的时候就收手了。我不想说他们主观上怎么样,但在客观上,都变成了遗忘工程中的一分子。包括我写到的这些小说,他们当时写作发表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在记忆历史、见证历史、控诉历史、铭记历史,但是客观上,他们都是在帮助人们忘却、误解、解脱、逃避历史。之所以这次我重新修订出版这本《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本来这方面的著作就很少,第二是这个课题的确存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吧。大体上,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段历史,采取了两种遗忘的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通过叙述来遗忘,通过讲出来来遗忘;90年代以后呢,索性就采取一种封闭式的遗忘方式,基本上不提,好像这个事就不存在了。其结果可能现在掌权的人也想不到,我们的GDP增长了这么多,以前我们一个月吃一回肉,现在肉多到冰箱里都放不下,可是还有人感受说不如“文革”时期,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明白,人的感受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的。而且,那些抱怨的人的论调和语气,和1966年时的红卫兵,颇有相似之处,历史真是很妙,你越是想要甩掉它,它就越容易粘上你。  

河西:你的书里详细讨论了张承志。我们知道,张承志《金牧场》和《金草地》是一个故事的两个文本,最初是《金牧场》,后来他将《金牧场》删改为《金草地》。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金草地》。《金牧场》中关于日本的大量意识流描写在我看来太过繁复了,对阅读有很大障碍,从文学本体上来考虑,删改也是很正常的,您是否更多的考虑了他精神层面的需求? 

许子东:《金牧场》和《金草地》很有意思,是一部小说的两个文本。《金牧场》先发表,《金草地》是张承志对自己之前的《金牧场》不太满意,因而做了改写,主要删改了其中主人公在日本东京担任访问学者的留日生活场景。  

原本《金牧场》描写了四种生活状态:当下的留日生活、若干年前考察青海新疆、“文革”中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生活以及作为红卫兵长征串联的故事,让四种身份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学者、知青及红卫兵。  

《金牧场》删改之后,的确叙述更为明确,但同时,也使得“文革”时期的故事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他的精神诉求也变得更为强烈,少了一份自我反省。 

大家都知道,张承志是第一个红卫兵,你看他和蒯大富这样的人就不一样。我也认识蒯大富,在深圳和他见过面,他现在已经是成功商人了。蒯大富和张承志就很不一样,蒯大富有点随波逐流的意思。当年流行造反,他们就造反;现在做生意是主流,那么他们就下海。骑墙,看风使舵,中国太多这样的人。而张承志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言论很可怕,他站在回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他的逻辑也有混乱的地方,但是他有坚持;而且,他有人格魅力。 

河西:你的《重读“文革”》其实是用普洛普的一套结构主义方法来系统分析“文革”小说,我有个想法,如果按照你的普洛普式解读方式,并佐以二手资料,在理论上是否就可以炮制出一篇“文革”记忆的小说?  

许子东:可以,完全可以,其实也根本不用通晓我分析的“文革”叙事模式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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