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的制度困境

寄望于微博反腐,显示的是对舆论压力的依赖,而不是对相关机构的信任。较高级别官员的逐个落马,始终与更大的政治气候相关。

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平台上,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的认证账号已经被关闭。但在7月24日的判决中,朱瑞峰状告华声在线公司名誉侵权一案获得胜诉,民事判决书里认定了其“公民记者”身份。这种前后待遇,似乎暗示着微博反腐正处于夹缝当中的现实。

表面“激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天涯论坛、猫扑等民间论坛里,沉积了大量以实名为主要举报形式的举报内容,充斥着身份证照片、红指印和反腐“诉状”。但与其声势相比,真正的影响有限。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统计显示,2004年至2007年,每年经证实的网络反腐事件不超3起,2008年才开始猛增,2011年达到近50起。2008年,周久耕事件始发。2011年,恰是“政务微博元年”,政府机构大批进驻微博。

早期的微博反腐并未见定式。2011年到2012年间,出现了“自首式举报”,或者是误将微博当作私密聊天工具而公开调情、官员女儿在微博上发布奢侈品照片等各种看似“意外”的情况。其特点是腐败官员有意或无意地“自曝家丑”,被网民揪住。

后来“表哥”杨达才和周久耕一样,成为因“言行不当”而被人肉反腐的官员。网络反腐,陷入了寄望于“人肉”的集体侦查模式当中。

很快,基于推理的群众反腐路线被简单的艳照欣赏和直接的道德指责所取代。“艳情”反腐层出不穷,微博的快速传播暗合了舆论反腐的简单操作。

然而,较高级别官员的逐个落马,始终与更大的政治气候相关。在十八大召开的当月,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上对雷政富的爆料被记者转发至微博,迅速激起舆论关注,完成了63小时下马的“秒杀”。厅局级官员、身份复杂的情妇与职业爆料人等,纷纷登上舞台。网络反腐最初的偶发、网民驱动因素皆被淡化,“利益博弈”成为关键词。

“以前会出现这种情况:网民在网上炒得很热闹,但官方没有关注你、理睬你,事件也会不了了之。现在是揪到一个查出一个。我觉得这跟政治环境有关,和网络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天涯社区舆情分析师纪明立说。

在雷政富被免职的13天后,记者实名微博举报开始。举报对象级别拉升到“省部级”,爆料材料以已刊发的新闻报道为底本,带有查证过程和细节。微博实名举报副部级官员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最初曾遭遇大V与媒体官微的“观望状态”,“初始情况并不理想,甚至近乎糟糕”。但这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刘铁男落马两个多月后,记者王文志7月17日的实名举报微博悄然出现在凌晨,随即被转发了4万余次以上、跃至热门微博榜。不到14个小时,该条微博消失。在王文志的举报微博里,通篇不再出现“情人”二字,艳情色彩为零。该举报得到媒体官微响应,却未能在网民中激起疯转,反而被猜测“水很深”、不是简单的微博反腐。

畸形的结构

在微博反腐的演变过程中,微博的传播特性被反复提及:门槛低、碎片化、即时性强、关系链传播、意见领袖的节点作用大、扩散快、参与度高等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媒体人在微博上有天然传播优势:“媒体人微博上相互关注,而媒体人恰恰是微博中极度活跃的意见节点,他们能快速地进入舆论风暴的核心圈中。”

在传播特性的影响之外,被不遗余力推广的前台自愿实名制和“被拉入伙”的机构微博,其实才是改变现实关系结构、将网络舆情强力扩展到线下的关键因素。

纪明立描述了这种“区别对待”:“论坛上,反腐爆料的帖子有一大堆,但很多都没有引起关注,也没有媒体报道。如果在微博,经过大V转发以后,它能迅速形成热点。媒体机构也都有微博,如果举报人@媒体机构的话,就很容易让一些事件得到关注,很快介入。经常可以看到,很早就有人在论坛发过的帖,然后又转到了微博,其他媒体关注到了这件事,报道的时候就说是微博首发。”掌握现实传播资源的传统媒体,它的聚焦方向影响了网络反腐信息的流动。

然而,媒体报道也并不是反腐的最终章,传统媒体亦不是微博反腐的胜利者。“媒体记者进行实名举报之前,都曾尝试着在正规媒体上曝出过一些初步的料,但并没有在短期内得到明确的体制内的处理,等待中的变数很大,可能会有游说、说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诉诸网络—主要是微博。而且记者可能会更愿意自己掌控舆论节奏。比如罗昌平举报的时候,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官方的反应等等,决定自己如何回应。如果说你进入传统媒体,当你在媒体爆了料,然后有关部门做了回应,那这个媒体会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去回应,这是很难说的。”沈阳教授分析说。

于是可以看到,传统媒体和纪检部门的“不温不火”,很容易便被火爆的微博反腐瞬间盖过。当网民提供曝光线索时,会选择@谁?起码应是网民信任或者抱有期待的对象。也正是在这样的信任与响应过程中,崛起的是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而非某个机构,那些英雄式的个人,顺畅地接过了被拱手让出的为网民排忧、与网民沟通的机会。就连记者,也开始以个人名义行动,而不是属于某个媒体机构。稳定的机构和制度,不一定这么容易有松动。

官方的变化

2012年3月31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暂停微博评论功能3天,作为对其“集中出现谣言”的惩罚。《人民日报》同年4月刊登了一系列文章,直指网络谣言的危害,并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案例,“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赫然在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表示:“有境外互联网用户通过中国境内的微博客网站制造和散布谣言,网络环境十分复杂。”

“清洁互联网”的同时,微博里涌现出一大批中央级媒体和政务微博。如今得到认证的新浪政法微博已达2.3万个,其中机构约1.6万个,个人近7000个。但在省一级,只有24个省级公安厅、9个省级法院、7个省级检察院、7个省级司法厅开通了新浪微博,其中有7个省级法院微博是在今年上半年新增的。可以发现,越往高层走,对开通官方机构微博便越谨慎;同时,在公安微博独领风骚之后,是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迟疑与观望。

从表面上看,反腐败职能部门对于微博反腐事件有着越来越迅速明确的回应。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鼓励网民按 “正常程序”举报,而正式的举报必须经过一些法定流程,否则可能会造成举报人资料的泄露和“打草惊蛇”;从绝对数量上看,网络反腐目前的成功案例在所有查处案件中的比例也不高。何况就算是开通了机构微博,也存在官员的媒介素养高低不一、容易人走政息、单向发布色彩过重、微博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

当然,官方也在试图跟网民走得更近一些。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主流商业网站4月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的日均访问量由此增长3万次;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也与110指挥中心打通,微博涉警信息将“第一时间得到妥善指挥处置”。

“受理法定网络举报和把网络爆料作为办案线索一定得做出明确区别。受理举报必须有正常程序,但线索来源却不需要。有些网民的爆料已经被列为办案线索了,只是网民自己不知道而已,但又不能在网上公开跟网民反馈,因为有些案子涉密了。”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执行院长侯文昌说。

但疑虑并不这么容易被打消。民众希望得到更加方便的举报服务、更加透明的进展反馈。当然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查处成果,而不是空有一个体贴周到的信息收集平台,“政法机关线下执法、司法办案工作的成效才是根本”。寄望于微博反腐,显示的是对舆论压力的依赖,而不是对相关机构的信任。

正如罗昌平本人所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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