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著作为何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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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领导人著作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生活。对于它的编辑工作,则是高层权力归属的象征,往往由掌握实际权力的领导人具体操办,更有一整套高规则的、严密的国家机器运转链条为它服务。不仅如此,领导人著作还全面深入百姓生活,一度成为最为畅销的市面书籍。

《毛主席语录》:印量仅次于《圣经》

“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统一的指导思想完成在延安时代,其标志之一即是《毛泽东选集》的付印。不过,多个版本散见在不同的中共统治区里,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审查,版本相差很大。在中共即将完成全国革命目标的前夕,准备出版经过毛本人审核过的版本,但是忙于战事的毛泽东没有时间下这个功夫,就迟迟没有出版。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建议他出版自己的著作和文集,还派了苏联理论家来华。毛泽东回国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

此后的漫长时间内,这个临时性的松散机构却一直由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领导人担任主任。刘少奇在“文革”中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进而丢掉最高权力接班人资格,是从失去解释毛泽东思想开始的,同时,他的名字也不允许再出现在《毛选》当中。

1966年下半年横排本出版时,删去了两处引用刘少奇的话;到1967年7月出版合订本时,撤去第三卷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11月出版合订袖珍本时,又删去四处有关刘少奇的字句;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题解中,删去了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一段话,在第1221页上把题解删去(题解说明该篇是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中共前领导人高岗落马以后,《毛选》第三卷中一处“高岗”的名字改为“一些陕北同志”。

由于多次删改《毛选》,布置全国出版印制单位对改动部分重新换页达1000多万部;由于撤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印出的书作化浆处理的达1000万部以上。

到1965年末,全国累计印制《毛选》1000多万套。期间,专门出版《毛选》线装大字本,每卷一函,专供高级干部学习。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当年印制《毛选》8000万套的任务时,要求节约纸张,节约公文用纸,集中力量印《毛选》。于是全国扩大印制点,到年底实际完成9151万套《毛选》。国家经委早在1966年8月23日就发出了《关于优先、免费运送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托运或邮寄毛泽东著作的运费、装卸费、邮寄费一律免收。

一场红色风暴紧随而至,席卷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小组每天能收到读者来信上百封。大量来信强烈要求多印、快印《毛选》,还提出要求用红油墨印书。更有群众组织之间引用毛泽东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的话来互相争斗而要求查证。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毛泽东也是唯一出版自己的选集和语录的领导人。《毛主席语录》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下半年,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14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有研究者推算,仅“文革”几年之内,《毛主席语录》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不包括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被称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一些组织统计认为《毛主席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领导人出书常态化

“文革”之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接手负责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运转,他成为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最新“旗手”,但是随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毛泽东的著作逐渐从无法企及的神坛走下来,编辑出版毛著作的党内机构也开始逐渐转化为专门的工作机构,而非党的最高意识形态的象征。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它在中共机构序列中属于正部级单位,它不再只是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单位,而是中共历代领导人文献的编辑、出版和审查部门,一些社会出版物如果涉及到领导人题材,按照正常程序都会交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审读。

作为改革年代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没有让自己的著作成为毛泽东著作针锋相对的代名词,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了《邓小平文选》,其中8篇文章都是反映了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纠正“文革”错误,但是它却声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

据统计,1980至1989年十年时间内出版邓小平著作26种,其中邓小平非文选部分著作为5600万册左右,《邓小平文选》为4408万册。另据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网报道,《邓小平文选》发行数为6000万册。《邓小平文选》减去重复计算部分,这期间出版邓小平著作总数当在1.2亿册左右。

1990年后至2006年七年时间,若按邓小平著作平均出版发行数计算,邓小平新版文选与其他著作总出版数不低于8000万册。合计邓小平出版图书总量超过2亿册。这个数字虽然远远不能与毛泽东著作相比,不过在出版物中也有着令人无法企及的发行纪录。

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从80年代开始,除了领导核心邓小平之外,像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等中共元老级人物都相继出版了署名著作,多是他们的工作文稿。这开启了领导人出书常态化的序幕。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重要人物都会被专门的著作小组编著相应的专著。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官方网站资料,截至2012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22种;专题文集104种;年谱、传记24种;手迹选、画册、画传68种;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46种。总计近1亿字。

个性化专著冲击畅销榜

据内地媒体报道,近两年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出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中共十四大以来,共有19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退休,除了刚刚在去年十八大退下来的7名常委,以及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和病逝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外,其余10人均已有著作公开出版。其中,以十四、十五届政治局常委的著书阵容最为强大。

其中,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出书规格最高。2006年8月,离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仅一年多,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江泽民文选》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也成了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选集的中央领导核心。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自2003年退下公职后已公开出版11本著作,平均每年一本。这些著作共分为两大系列:日记体和专论体。其中,日记体包括《三峡日记》《电力日记》《人大日记》等六本,而专论体则包括新近出版的《李鹏论产业经济》等五本。从1983年进入中南海开始,李鹏在中央任职长达20年,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1983-1998)和全国人大委员长(1998-2003),是80年代以来唯一一位在正国级实职岗位上实现转岗的常委。

另一位前国务院总理朱基今年8月刚有新著《朱基上海讲话实录》面世,并且其英文版也即将问世。这是朱基第三次出新书,2009年出版发行《朱基答记者问》起印25万册,首发不到40个小时便已脱销,2011年出版发行《朱基讲话实录》一套四卷,平装版定价196元(精装版328元),价格如此高昂的领导人官方著作在中国出版环境中竟然发行超过140万套。根据开卷公司对800多个城市、2000多家书店门市的图书销量统计,截至今年7月,《答记者问》前后共有11次进入全国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前30名;而《讲话实录》跻身此排行的次数是41次。

曾任职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著有《闲来笔潭》,其作品来源于主要是退休后“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而记录的40余本随感笔记及画作,理工科出身的他用细腻的文笔、真挚的感情谈童年生活、说从政经历、聊晚年感悟,其中有一段记述自己年轻时候和妻子的“月光族”生活。

2005年9月,李瑞环退休后第一部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由人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该书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之后,李瑞环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出版了《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今年3月,李瑞环《看法与说法》一书出版发行。有评论说,这些书体现了作者提倡的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的文风。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对《凤凰周刊》记者说,现在领导人本人也注重个性色彩,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出书个性化,他们自己希望关注面更多一点,比较注重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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