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监狱减刑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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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现有押犯人约164万,每年有近50万罪犯获得减刑。减刑出狱人员频频给社会秩序和民众安全造成的伤害,让人们心生----- 大陆监狱执法中如此宽松和大面积的减刑,是否合理而且真有必要?

8月1日,罗湖连环杀人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犯罪嫌疑人林某、谢某在其租住屋内,先后诱骗4名女子,抢劫后杀人碎尸。这一案件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因为作案手段恶劣,更因为两位犯罪嫌疑人均为重罪减刑释放犯。

据媒体报道,嫌犯林某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6月3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1年5月减刑释放,实际服刑不到9年;谢某2001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于2007年l1月减刑释放,实际服刑6年。

这两名嫌犯都在广东乐昌监狱服刑,尽管监狱方面对他们的刑期有不同说法,但事实上,类似的减刑出狱人员暴力犯罪事件,在大陆并不鲜见。今年7月23日,在北京当街摔死女童的嫌犯韩某被曝曾在狱中殴打狱警,但仍然获得五次减刑而提前出狱;2011年山东泰安.“l04”袭警案,开枪袭警的嫌疑人刘建军曾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后不到10年即出狱,此后因盗窃罪再次判刑,但很快又获假释。

大陆现有在押犯人约164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透露,每年有近50万罪犯获得减刑。他们频频给社会秩序和民众安全造成的伤害,让人们心生疑窦一大陆监狱执法中如此宽松和大面积的减刑,是否合理而且真有必要?

挣分减刑

“如果被判无期,9年就出来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让龚海波立马意识到,这绝对有问题。

龚海波,山东人,因故意伤害罪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6年。服刑期间,他获准减刑1年3个月,2009年6月出狱。根据服刑期间对监狱减刑操作的切身体会,他认为“非暴力犯罪、判处无期以上刑期的,服刑应不得低于10年”。而2011年新修订的《刑法》规定,无期徒刑减刑期限不能少于13年。

减刑是大陆《刑法》设立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根据罪犯的矫正表现,可以相应减少对其原判刑罚的执行时间。《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诸如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而在监狱的实际考核过程中,上述条款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分数。早在1990年,司法部就印发《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意图增强考核工作的准确性。虽然各个监狱具体计分方式差别较大,但都以分数作为衡量工具。

吃透这套规则,是每个想要减刑的罪犯的必修课。入狱之初的军训学习期中,狱警就会详细地向犯人们讲解监狱的计分细则。挣分,成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必由之路。

“挣够20分记表扬一次,可减刑3个月。刑期短的一般在释放前只减一次刑,不会多于一年半。”龚海波说,他所在监狱通常会在挣够80分时上报法院,给予减刑一年。

在龚海波所在的山东省某监狱,劳动是罪犯们挣分的最主要途径。劳动得分的多少看工时间,小组长统计出每个人的工时交给管教队长,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所谓工时,就是每一个工序单件所需时间乘以一天完成的工件数量。以做小红旗为例,如果规定做一面旗用时20分钟,一天按照8小时计算,当天完成24面小红旗就算完成劳动定额,大于这个数就是超额完成,也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但分数并不与工时成正比而是受着平均分的控制。在该监狱,罪犯每月平均分是固定的1.7允负责打分的管教队长根据每个罪犯的劳动工时记录上下浮动。

监狱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以及刑期太短而不用挣分的人,每月只得固定的0.5分和0.1分,因此,完成劳动任务的罪犯每月得分都会超过2分。龚海波和大多数狱友们在入狱之初就知道自己大概能拿到多少允也就可以预估能减刑多少,何时出狱。

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数来源是年终的积极改造分子评选,每名积极分子可以获得20分的奖励。全年12个月全部参评同时全年挣分超过20分的人,均有资格参加积极改造分子的评选,但名额只有3%到5%。同时,每个监区还会评选一到两名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奖励40分,但这更是凤毛麟角。

此外,在监狱办的小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0.1的加分。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搞发明创造也可以加分,但这样的加分项目很难做到,因此对龚海波这样的普通罪犯并没有多大意义。

当然,各地监狱有不同的打分规则。西藏某监狱的狱警于军向本刊透露,他所在的监狱采用基础分加奖分的计分方式。每月给每位罪犯100分的基础分,其中思想改造55分、劳动改造45分,表现不好就扣分,有加分项目就另外奖分。一个月能拿到110分记一个表扬,拿到10个表扬、同时总分在1800分以上,就有资格减刑。

不管是哪种计分规则,思想改造都占有重要地位。龚海波所服刑的监狱,虽然思想改造方面没有专门的加分项目,但如果违反监规,不遵守纪律,会加重扣分。而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将考核分为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两部分,思想改造满分55分,劳动改造满分45分。

实际执行中,上海市监狱的计分结合了日常表现、认罪、遵纪、学习情况和劳动等级这三方面加以考核,而陕西省监狱的计分由基础分、考核分、综合奖分三部分组成。在综合奖分方面,除检举狱内违规行为、做好人好事等,在报刊刊登稿件、在监狱活动中获奖、通过自学考试获得结业证书,都可以获得奖分。

监狱中的“关系户”

“想在监狱混得开,一要有关系,二要有钱,如果都没有,就要踏踏实实多干活。”龚海波这样描述监狱生活里的生存规则:“只要肯干活,听话不违纪,就能减刑,但是想快速减刑,就得找熟人,给管事的狱警送礼。”

他自己的挣分方式属于第三种。由于担心前两种情况太多,即使自己找关系也得不到太多照顾,另外也不想再给家人增加负担,他拒绝了家里人给他找关系的提议,老老实实干起了活儿。

在大陆,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目的是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罪犯的劳动时间和报酬也有详细规定,1995年司法部印发《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要求罪犯每周劳动(包括集中学习时间)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监狱法》要求监狱合理组织劳动,参加劳动的罪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

监狱里的劳动并不轻松。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45分准时到车间,为了完成8个小时的工时,常常要干到晚上9点30分。在监狱,无论是否做工,犯人每个月都有6块钱的补贴。至于劳动带来的回报,他们更看重的主要是分数和减刑。  服刑期间,龚海波做过服装、缝过足球和尼龙袋,北京奥运会期间还做过小红旗。监狱里也有统计员、质检员、辅工员、监督岗等相对轻松的岗位,但往往会分给犯人们眼里的“关系户”。龚海波的一个狱友,因强奸罪和抢劫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当小组长,—直不用干活儿。龚海波猜测,可能是他家里人与监狱拉上了关系。

除了岗位轻松,这些“关系户”们在挣分上也有很大优势监狱规定,每月最高分不能超4允有些“关系户”每月得分都在3分以上。年底“改造积极分子”的评选,“关系户”也最容易拿到20分的奖励分。得益于此,龚海波那个当小组长的狱友在三年半里挣够了120分,减刑一年半出狱,而龚海波自己在四年九个月里才挣了100分。

服刑人员如果表现好,也有可能成为“关系户”。龚海波曾经有个狱友,“嘴皮子很好使,能把管事的狱警哄住了”,很快就干了监督岗。西藏狱警于军证实了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他说:“那些真正老实干活儿的,干警可能都叫不上名字。但是成天在干警跟前晃的,就会比较有印象。”

于军所在的监狱为农业监狱,罪犯实际改造情况很多方面难以细化,取决于干警个人的主观判断。“假如你锄的草非常干净,或者做的竹筒非常好,干警满意,就可以套用监狱制定奖分规则中的‘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条款,给予奖分。”而在思想改造方面,发明创造、抢险救灾这些加分项目往往很难得到,但是存在“思想稳定,积极悔罪,奖励1 4分”这样的模糊条款,干警也可以凭印象给分还有一些监狱的计分规则,存在“拿钱买奖分”的漏洞。于军透露,在他们监狱,拿钱在监狱办的期刊上投稿,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分。曾为狱警的上海律师何俊明也在博客上披露,他原来所在监狱和一些技术函授大学合作,出卖技术等级证书一一本证书100多元,能获奖单项表扬一个,相当于减刑20天。

减刑尚待严管

虽然监狱在给罪犯打分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力,但服刑人员要将挣得的分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减刑,必须通过法院的判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大陆《刑法》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于军所在的监狱,每半年一次集中向法院上报减刑材料,一年共有30%左右的罪犯可以获得减刑。事实上,只要服刑超过三年,几乎所有罪犯都可以获得减刑。

法院审理减刑案件一般不开庭。只要挣够分数,分监区负责这一块儿的干警就会把材料交到监狱,再由监狱统—上交法院,等法院下判决。而只要材料齐全,没有减刑时间和间隔明显的错误,监狱的减刑建议一般都会得到批准。

即使开庭,案件的审理也很简单,往往—下午能开10个庭。天津市某中院刑庭法官韩东平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说,天津市一年有上千件减刑案子,他们都需要到监狱开庭。除了邪教成员之类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悔罪就不予减刑,其他案件只要材料齐全,被告人当庭认罪,都能获准减刑。

监狱计分和减刑中存在的漏洞,法官们并非不知道,但除了监狱递交的材料,法官无从判断罪犯改造盼隋况。

减刑中涉及的腐败问题,内地媒体多有报道,大陆央视《焦点访谈》在十几年前曾播出广西罗成监狱里的内幕交易,狱方甚至明码标价:3000元可减刑一年;4000元可保  外就医;l万元可办假释。据公开报道,上海青浦监狱原副监狱长翁黎明、陕西铜川监狱原监狱长张长安、黄陵监狱原狱政科科长党义山等人,均因在减刑问题上接受请托、收受贿赂而相继落马。

此类新闻频频曝出,有学者呼吁取消监狱的减刑主导权。按照规定,监狱在讨论罪犯减刑、假释时应当邀请驻劳改机关的检察院(组)人员列席;监狱在向法院提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相关建议书面通报检察院或派驻检察室;减刑、假释的裁定应当及时送达同级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裁定不当的,有权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介绍,在实践中,检察院往往只能从减刑时间是否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减刑间隔是否满足法律要求等方面加以监督。虽然检察院有权办理监狱工作人员贪污渎职案件,但由于监狱是一个封闭体系,狱中服刑人员不敢举报,这方面的工作很难展开。有时检察院或者上级单位到监区了解情况,罪犯们还争着给狱警说好话。

法官韩东平对减刑并不是很认同。他觉得减刑太多,法官工作量太大,也让司法工作得不到尊重。定罪量刑时,法官们常常为商讨一个案子绞尽脑汁,甚至为判几年刑吵得面红耳赤,而在监狱里,罪犯们并不需要作出什么特别的贡献,就可以获得两三年的减刑。

减刑犯出狱后的高犯罪率也让韩东平痛心。他所在的审判庭负责审理无期徒刑、死刑案件,在他接触的案子里,有一半以上的犯罪人都是“二进宫”、“三进宫”,这让他对监狱减刑现状颇有看法。但是监狱依法提出减刑建议,他没有办法拒绝,只能照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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