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60年政治史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1

画面上,毛泽东的位置远比当时的真实场景突出,长安街也比真实的长安街更宽广壮丽。董希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他的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继任者在复制品上完成;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一张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长安街完成初步拆迁改造后,站在城楼上,望着眼前面积将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8倍的广场,人民领袖想来一次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急切可以想见。他提出要超英赶美,他希望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这个改变积弱国家的强烈愿望,按彭真曾告诉梁思成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希望有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到的都是林立的烟囱。

于是,千百万个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烟囱,在中国各地如蘑菇般生长起来,人民被运动起来。长安街北面厚厚的红色宫墙内,毛泽东的警卫班也在中南海里建起了小高炉。

接下来,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借用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民谚,使得伟大领袖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只有林彪强调:“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人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次特殊的大会。

1966年8月18日,只在重大节日才成为欢乐海洋的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第一次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在这片只对毛一个人欢呼的海洋面前,毛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有了神和凡人的区别。

当时,刘少奇站在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位置。此前的8月5日,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前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第六次检阅时,毛开始对哭着喊着叫着跳着的朝圣者们态度冷淡起来。

接下来,随着伟大领袖挥出的大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们,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生活。

自8月18日这天起,毛成为天安门唯一的主人。而高高的天安门城楼,在经过1949年那次脱胎换骨后,再一次超拔,变成了毛泽东在凡世现身的神坛,从这天起,中国的太阳开始从天安门升起。

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每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

此前,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物中,计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先后成为邮票主题。此后,中国几乎90%以上的信封,都被贴上红日初升天安门的邮票。

长安街上其他革命象征的建筑物,开始化为模糊的背景,就连长安街都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营造近20年的长安街,一个早晨,革命性的象征就被取代、被升华为领袖的神化象征。长安街沿线的宫墙,厚厚红色下似乎悄然泛出皇权故影。

而这时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沿着长安街,在红墙根下走,一直往前走,哪怕一次也好。

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能怀揣着火车票和“进京介绍信”、被热情广播所感染的人是极少数,对那些恐怕一生都无法前往北京的亿万革命群众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1971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未给官方摄影师留下新闻照的机会就匆忙离去。几个月后,林副统帅坠亡温都尔汗。

1974年,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悄然在中国老百姓的信封上取代了红日初升天安门的地位。这枚蓝底的小小邮票,一改之前的红光亮。此时,人们头脑中狂热的红色风暴早已开始降温。

长安街永远是太阳当空红旗招展的,但在1976年1月11日,它第一次与“天是灰蒙蒙的”、“又冷又阴”联系在一起。这天下午16时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出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前往八宝山。这天,人民群众第一次未经动员就自发赶到长安街,约百万人为周肃立默哀。

之后的清明节,周的纪念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发出各种政治呼声,官方称这是受一小撮人利用的政治阴谋,被定性为反革命,纪念者被武装民兵驱逐出广场后,《人民日报》社论称“广场回到人民手中”。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上的红日西沉。长安街成为世界最大的追悼广场。人民领袖挥手的地方,被一条巨大的黑色横幅遮蔽。失去了主人的天安门城楼从不曾像此刻一样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后,在天安门的正对面,一座纪念堂拔地而起,领袖躺进新居,静静地做历史的旁观者。他见到一个体格、轮廓上与他酷似的人走上城楼,努力模仿他的样子向人民挥手,见证这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红太阳的传承者,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遍立中国,然后又见证着城楼的逐渐空寂,和一个天安门不再与太阳相关联的时代的来临。

红色隐退,革命谢幕

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从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天安门开放到高希武登上城楼,用了8年时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冠以人民之名的礼堂,在建成20年后,终于可以让人民进入。这被称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信号,次年,深圳等5城市试办经济特区。

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广大中国人民开放。

当长安街上“祖国心脏的心脏”(1984年上书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的匿名信语),都可以让普通人登高一览时,这个国家的变革热情被剧烈地释放出来。

从开始走下神坛起,慕名前往长安街的游览者迅猛增加,不仅是因为“进京介绍信”的取消,还有人民突然的富裕。在这个似乎缺乏想象力的国家,当人们突然有点钱、有点闲,可以离开家出去看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印在小学课本第一幅彩图上的地方更有吸引力?

长安街依然是这个国家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但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向天安门上的检阅者欢呼的人群里,突然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标语,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前,却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因为这是35年来,在长安街上,第一次出现个人发出的声音。

当领袖形象替代了国家形象、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压倒国家象征时代的终结,人们能感触到充满权力象征意味的长安街,却找不到一个最能象征国家的仪式或物理存在。

于是,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有诗人这样吟诵:

唯有国旗升起的时刻是神圣的,神圣得让你找不到自我;

唯有国旗旁边的目光是真诚的,真诚地告诉你什么是爱国情结。

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说,国家建筑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语言,这一次,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不少却是因其站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语言的缘故。

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先是在各种官方话语中,被简称为“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又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追溯到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其后,到了2003年2月28日,两馆终于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1990年代起,这个博物馆前,成为固定竖立各种“倒计时牌”的所在:199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1998年5月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2004年9月21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牌”揭幕。

长安街在几乎没有大的物理改造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将革命象征重塑为超越信仰和党派的国家象征的转变。

政治之外的政治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热潮。长安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折射,这次是来自政府之外的力量:商业资本。

悄无声息间,长安街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间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之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被林立的广告牌占据,每幢大楼,都恨不能用最大尺幅的牌匾亮出自己名号。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各种小贩不法经营的“混乱”,更是严重伤害了外地人民的情感。

这种全社会被压抑过久、以最直截了当方式补偿的蓬勃物欲,是中国社会无穷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错位:一直作为严父形象出现,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的国家,甚至担心起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不足,往往以鼓励人们打破观念禁锢为己任。

长安街被广告和牌匾遮蔽的壮观情形,一度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开放姿态。然而,即便物欲横流如美国,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周围也丝毫不见商业气息。1999年,经过一番艰苦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的整治规范,长安街终于在政治与商业的平衡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管理者在总结广告牌匾整治成就时,两百来字的描述中,不吝笔墨地这样补充:“改革开放初期,长安街上的广告为繁荣首都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北奥、歌华等广告公司曾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我们表示感谢。”

原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回忆,在整治期间,他曾收到过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信件,诘问“究竟是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引进外资,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资本的力量以政治的身份挤了进来。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来的鸟,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

使长安街坚固的政治逻辑悄然松动的另外一种逻辑,是人本的逻辑。长安街的恢弘固然赢得无数人的赞叹,但越往今天,这种赞叹之后就是抱怨。

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未必所有人都会对站在长安街上的那种渺小和被威压而感到不适,但每个走过一次以上的人,都会感到极为不便。从王府井到西单之间的一段漫长距离,行人,原本只为政治仪式的道具而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段,行人会找不到歇息处,找不到饮食处,也找不到方便处。

这种人本角度的抱怨,过去,完全不在长安街管理者的考虑之内。但政治逻辑的日渐软化和人性化,人本角度必然会显现为政治逻辑。

这是一种比政治逻辑、商业逻辑都更隐蔽的变化。如果用诚恳的态度去总结,最近几年来,长安街的整治改造,其实大多可被描述为细致而不易察觉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工作,譬如更多的绿地、更方便的人行道、更多便于休憩的长椅、更易找到且干净卫生的厕所、更丰富的文化设施等。

本质上,这种极为琐碎的改造,丝毫无法改变长安街已经形成的尺度,甚至无法改变本地人无事绝不路过也绝不停留的习惯,但对那些在广场上,对摄影师“一二三——北京美不美?”报以热烈的“Yeah!”的游客来说,却能在长安街的政治美学之外感受到人性化的地方。

想象中与现实中的政治

长安街的建筑尺度,天然给人以强烈政治暗示,然而就其最初被定位为行政中心集中的功能而言,长安街是一条远未完成规划设想的作品。从今天的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及长安街延长线上,最多的建筑并非政治类建筑,而是商务类建筑。据统计,长安街上,商务办公类建筑比重高达25%,居其次的商业服务类建筑也高达22%,政治类则只占15%。

无论是与东京、华盛顿、还是莫斯科的同类街道相比,长安街的国家行政中心集中于此的特征不但不强烈,甚至还很弱。从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而非一种事实。尤其是让人产生这一强烈印象的天安门广场那几幢地标式建筑,原本就只具有政治象征性。

从规划角度来说,长安街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神州第一街的尺度设定,以及附丽其上的种种规格和章法。至于行政中心在这条街道上的布局,由于当初长安街大规模改造之时的财力极端匮乏,一个详尽完备的系统,远未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财力匮乏之外,当时无法完成这种规划布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政权进城后,党政军各机关需要自己在城内找地方,一旦安顿下来,占据了好地方的机关就会想方设法拒绝服从统一的城市规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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