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外媒舆论经营战

“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外界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在转型关键阶段,中国经济会不会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改革开放之路,会不会因为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

两天后,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该论坛一向被认为是捕捉中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李克强的文章在此之前发表,想要告诉“忧虑派”的正如它的标题——《中国将向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

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相对于以往侧重于官方外交,中国政府越来越渴望得到外国民众的理解,而在外媒刊文发声、进行舆论经营无疑是最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侧重点各有不同

出访前在外媒刊文,接受联合、书面采访,甚至专访,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向外媒发声的方式。只是,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风格。

据媒体统计,自2007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李克强已经至少十次在外媒刊文。其中九次选择在出访前后,他甚至创下四天连发三篇文章的“纪录”。

今年5月份,李克强以总理身份首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5月20日,在印度两大报纸发表《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文中说,“中印作为亚洲两大邻国,天造地设,历史注定我们终将走在一起”。5月23日,到访瑞士时,李克强在《新苏黎世报》刊文解释“为什么选择瑞士”。而同一天,在德国《时代》周报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德国好了,欧盟好了,对中国也好”。

这一刊文惯例最早形成于2007年,当年5月,时任副总理吴仪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为即将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造势。由于彼时,中国领导人在外媒撰文比较罕见,吴仪的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上的创新。

相对于总理、副总理刊文多涉及经济问题,国家主席的采访则多关注两国关系。

2011年1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就曾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评价中美关系。

今年3月19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四国之前,接受了五家外媒的联合采访。其中巴西记者问到:巴西明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您预测哪支球队夺冠?习近平这样回答:“上届世界杯有章鱼保罗,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章鱼?巴西足球队有主场之利,我祝巴西队好运。”

习近平还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游泳、爬山,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被外媒评价很“接地气”。

“惹火”的电视专访

联合书面采访的问题一般经过领导人的深思熟虑,所以并不会出现太多交锋。与之相比,领导人接受独家专访显得更吸引外媒眼球。

比较为外界称道的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专访邓小平、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江泽民。

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正值198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借她的问题向世界传递出“天安门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清除封建主义错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等重要信息。

根据《江泽民传》记载:2000年江泽民在和华莱士的对话前,更是给出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的宽松条件。结果,面对着摄像机,江回应说:“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不会做任何决定。”

这是事实,就连江泽民本人能否接受华莱士专访也是集体决定的。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看来,“电视采访比较少,报纸采访比较多”也是领导人选择媒体的一种惯例。

在上一届领导集体中,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个例外。2010年,在接受CNN独家专访时,他曾大胆谈论政治改革问题,提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四点政治愿望。

随后,温家宝登上了《时代》封面,该杂志刊登了CNN对温家宝专访的部分内容。

“对症下药

纵观领导人的刊文和采访,面对不同的国家,表述也有所不同。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急其所需,对症下药”。

“如果13亿中国人每人消费一瓶橄榄油、品尝几杯葡萄酒,可能西班牙一年的产量还不够。”2011年1月,正当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时,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到访前在媒体刊文,作出表态,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

实际上,领导人在撰文时,不仅内容上迎合当地读者,文法也会接受外媒编辑的意见。2011年1月,在李克强给德国《南德意志报》的刊文中,就曾听从该报编辑的修改意见,将长句子分短、修改一些偏中文思维的表达。

在今年5月23日给德国《时代》周报的文章中,李克强连用了四个问句作为小标题。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曾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与德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德国人非常严谨,语言文化比较直接,喜欢一问一答的语句形式。

另外,在媒体选择方面,领导人撰文要找在当地,乃至在世界具有高影响力的纸媒,由外交部负责联络。一般来说,外媒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没有稿费,有外媒编辑表示,这属于保密内容。

2007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吴仪选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也是独具匠心,早在2006年,这家媒体就曾盛赞吴仪,称她为“中国政府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之一”。

长期从事中国贸易问题研究的美国专家博特利尔对此评论说,“我很高兴她(吴仪)这样做了。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对中国的批评通常都没有得到回应,中国官员、学者应多利用唾手可得的美国媒体”。

六年过去了,显然,现在这种“利用”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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