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中南海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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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条新举措。为了这7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6个月。

 “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是他们年初设立的研究课题。到今年6月份,形成了三个研究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7月份,由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撰写建议方案,并上报中央。

回顾此次三中全会前被热炒的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里。这个方案产生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

“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习近平在全会决定的说明里提到,他是起草组的组长。

实际上,具体有多少智库在为这个“决定”献策,已经不得而知。此前媒体称,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只是私下提交各自的研究成果,并不会选择公开。这也是惯例。

改革开放后,无论体制内外,智库机构均层出不穷。体制内的大多历经合并、撤销、重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研究,它们的职责和任务也在悄然变化。由于一些国家级智库分别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两个系统,它们为中南海出的主意不同,擅长的领域也各有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值得注意的是公报里还提到一项内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安全委员会做辅助、幕僚,有“智囊机构之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则对媒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肯定会全面升级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库体系。

智库流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分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1983年,杜润生担任两个智库的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颁发一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其中,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直接推动者,杜润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是后者的重要职能,其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其中工作。

“体改所做得特别专,包括做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一边是改革的主体推进,一边是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愿望的调查,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高层的决策机构。”学者柳红曾在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智库机构对改革“想得非常全面,非常详尽”。

1989年,农村重大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再独立出现。1998年,体改委也被撤销。

近些年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研中心。它成立于1981年,可谓是国务院智库的“集大成者”。至今,国研中心下设10余个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聚集的专家更是达到130多位。 

吴敬琏、刘国光、樊纲等皆是国研中心出身。该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2004年至今,研究员程国强曾参加过七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此外,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国研中心都有参与。向高层报送各类研究报告,更是中心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年一年报送的研究报告就达572篇。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同样具有智库色彩,和国研中心并称国务院“一政一经”两大智库。 

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在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南方周末》,“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送”。

1998年之后,这种专题研讨班形成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一两次。内容多是紧扣热点,比如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

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是较为开放的两个智库。每逢国家级会议前后,媒体记者都可以比较轻松地采访到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汪玉凯等权威专家。

而在国研中心,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外,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是媒体记者近年来采访得最为频繁的专家之一。

党政两个系统

与国务院倚重的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两大智库类似,中共中央也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

1989年后,合并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草拟文件,也因此,该研究室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的智库。

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1995年以前,王沪宁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之后,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

据上海《现代领导》杂志在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入京之前,王沪宁就得到过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的赏识,曾想请他做政治顾问。吴邦国进入中央后,对王沪宁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跟王沪宁开玩笑:“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江泽民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王的著作是他最爱看的理论书之一。他还曾在讲话时大段引用王沪宁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让王感到十分惊讶。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

“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职责之一,显然也是王沪宁的强项。1998年,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王沪宁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此后,他协助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王沪宁更是由副转正,直接参与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草。

自今年3月习近平履新至今,王沪宁依然是总书记的出行保留随员,视察行程涵盖京、粤、冀、甘等省市。在习近平多次出访外国时,王沪宁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陪同人员的第一位。

说到王沪宁,就不得不提起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一个直属于党中央,一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

虽然王沪宁和宁吉喆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曾辅佐三任总书记的王沪宁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而服务于总理的宁吉喆则是经济学博士。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力充沛,他也笑谈自己往往被称为‘工作狂’,在媒体的描述中,宁吉喆可谓李克强的‘首席智囊’。2003年,他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今年10月升为主任。在李克强过去担任副总理的五年里,宁吉喆几乎陪同他参加了所有重大会议和调研考察。”

此外,宁吉喆还是资深的西部大开发专家,是“十二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道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国务院研究室前身是1975年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中间经过合并、撤销,1988年恢复建制。与其他智库机构不同的是,国务院研究室相对“私人”,职责是服务于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咨询意见,起草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职能为人熟知,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从理论到实际

学者柳红曾撰写过《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研究具体政策,而是“争论一些词语、概念”,诸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为改革“找说法”、“找理论”。

“因为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性,从原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或者是毛泽东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改革,要有个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为找说法而殚精竭虑的人。”柳红说,这些是当下年轻人不能理解的。

当然,“理论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升温,一些智库机构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最典型是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作为中共的传统理论智库,中央党校充满传奇色彩。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其审定,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近些年来,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负责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阐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党校逐渐成了一个“吹风”的地方。

1992年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列举了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三个提法,并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表示赞成。历时两年多的姓“社”姓“资”争论有了答案。

自此以后,历次党代会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几成惯例。从1997年的“5·29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再到2007年的“6·25讲话”,都被认为是为随后的党代会定调。

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机构还有中国社科院,1977年建院初期,同样是偏重于基础研究。1991年,江泽民还曾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随着时间推移,社科院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现实问题。在其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等涉及经济的部门越发重要。

2003年,李长春考察社科院时,明确要求其“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成了社科院的新目标。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早在2005年的时候,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随着中央领导对信息与分析材料需求的增加,我们报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达到400多篇,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各大智库影响高层决策的途径也在日渐增多,除了负责一批国家级重要课题、定期向中南海报送材料之外,近年来,各大智库的学者专家纷纷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座上宾,在宣讲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时,对中央高层的决策也有可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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