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国家形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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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同学林如今已经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员,和许多官员一样,他崇拜毛泽东,同时却极度反对商业化,常常引用毛的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他去过纽约,最喜欢的是自由女神像,当然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点精神”,最不喜欢的是时代广场,因为“那里只有生意,全无精神”(而天安门广场在精神上要高贵得多)。

时代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确实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都遍布广告,不同的是,在纽约,做广告的是商业品牌;而在北京,则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样的标语视为广告,在一段时期内,上述八个大字牢牢占据天安门城楼的一侧(后来才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每到十月一日,也就是共产中国的国庆日,这个广场还会出现许多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

1949年以来,标语一直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活在这些简单而粗暴的话语之下。只不过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些话语对人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或许可以视之为老式宣传在信息时代最后的的挣扎。

最近一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按统一风格、统一模板制作的标语画,没人作过准确的统计,但估计总数要超过几亿张甚至几十亿张,它们贴在公园里,在工地围挡上,在学校的墙壁上……几乎无所不在,令人目不暇接,却很少有报纸或电视台报道过它们,这些标语画是谁制作的?目的何在?花了多少钱?完全不得而知。

这些标语的内容颇为庞杂,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赞美,包括“共产党好,百姓乐”、“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在这一主题之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是来自毛时代的话语,只是画风作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颂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后者是六十年代谱写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一位藏族歌手,她的歌声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很多次,当我走过村口,都能听到喇叭里放的她的美得令人心碎的声音: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那时我还不知道“光辉照我心”的意思,错误地听成“光会找我亲”,还以为这是一首我那个年纪不太适合的浪漫歌曲。

共产党似乎准备用这些标语画来重新树立它的权威,但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错乱感,两个月前,在长沙,我曾对着一张“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招贴画久久停留,好像回到了我出生不久的那个年代。在七十年代的的山野间,这样的话或许可以打动人的心灵,但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四望高楼林立,满目车水马龙,重提给党唱支山歌,或者把党比作母亲,都让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其次是对中国梦的诠释和解读,包括“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强国梦”,“用智慧汗水铸就中国梦”等等。

“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他的前任们一样,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显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创造,“中国梦”可以视为是他的发硎之作,在接下来的九年里,相信类似的流行词还会不断涌现。

虽然官方对“中国梦”的解读还不算详尽,但各领域、各地区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应的版本,论地域则有河南梦、广东梦、四川梦……论行业则有航天梦、航母梦、体育梦……而成都一家专治不孕的医院更是别出心裁地演绎成了“中国梦,怀孕梦”。

在习近平本人的版本中,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据习近平的讲话,要实现这个梦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最近几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显然它们已经成了宣传部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东西依然行之有效,他们很天真地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只要国家富强了,自己的生活也会跟着好起来。但在微博上,也开始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富强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富足繁盛的时期,但最后还是不免覆亡,共产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同时,这样的宣传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问题: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做些什么?

第三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包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行善最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为先”。对我父母那一辈人而言,这样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他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年间,这些显然都属于应该破除的“封建时代的糟粕”。

而最近十几年来,政府大概是发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巨大维稳价值,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孝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二十四孝,这是大约700年前的一位古人收集整理的二十四个与孝有关的故事。

这24个故事多少都有点极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9和第21个故事,前者讲的是一个人怕儿子跟自己的母亲争夺食物,就把儿子带出去活埋; 后者讲的是一个人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所以就偷偷地尝食父亲的大便。

从上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质疑孝道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他们清醒地看到孝道中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意味,主张“移孝作爱”,即:子女要爱父母,但父母也要平等地爱子女。

我的朋友、学者冉云飞曾著文论述孝道中的经济剥削意义。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所以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我推测其用意,除了可以省钱,恐怕也是看中了其中的顺从意味,那就是:不管父母做了什么,都必须假定他是出于善良的好心,然后无条件地服从。再联想到把党比作母亲的歌曲,以及旧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这个事实,其用意就更加明显。

六十几年来,即便在最偏远的小山村,也可以见到许多标语,从“永远忠于党”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从“把革命进行到底”到“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包括网上常常被人取笑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和“抢劫军车是违法行为”。

在我读书的八十年代,标语始终伴随我的成长,开运动会时,我们要高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的话。在每间学校的门口,都可以看到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还是毛泽东的话,“团结”和“活泼”我都可以理解,“严肃”我勉强可以理解,但始终想不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紧张?紧张什么?这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紧张?

遵循六十四年来的传统,这些新出现的新标语在风格上依然明快、直接,文字琅琅上口,易诵易读易记,只要坚持宣传,相信它们也会深入人心,像过去的六十四年一样,不仅影响人们的语言风格,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缺点是稍嫌粗暴,不太注重内在逻辑,为什么“共产党好”,百姓就会“乐”?有哪些统计数据支持这个判断?做过什么样的论证?不得而知。从语法上看,许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谁“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希望13亿中国人都来为党唱一首山歌吗?

我没有理由反对人们唱歌,唯一的担心是,党的官员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来听他们唱,这些官员实在太忙了,连下跪和哀求都没时间受理,而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要见到他们并不容易,说不定还要通过重重的安检。

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已经不叫Propaganda Department,而是改称Publicity Department,与之相适应,新出现的标语也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打倒”“批臭”“严肃打击”等剑拔弩张的词语不见了,代之以清新温和的词句,有些简直可以算是温柔忠厚;其次是画风更加亲切,有民间艺术,有大师之作,有些还带点卡通风格,看上去平易近人。

对这些新出现的标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出租司机老张说:嘿,哪有工夫理那些东西呀,忙赚钱还来不及呢。在公司工作的许小姐说:挺好看的,估计要花不少钱吧?

曾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认为这些新标语手法很专业,形式也很新颖,“估计是外包广告公司设计的”。而在我的朋友王小山看来,这些标语只配得上两个字的评价:无聊。“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到底要干什么?”

而我的老同学、官员林的看法不尽相同:“无聊当然无聊,可谁会在乎?我们能把这么无聊的东西贴到无数面墙上,你能吗?”

作者/慕容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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